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之七世纪到八世纪之初，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宁庆元六年，当西历之十二世纪，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朱子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亦可谓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言其同，则慧能是广东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说是福建人，两人皆崛起于南方。此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言其异，慧能不识字，而朱子博极群书，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曰消。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会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积能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如乳投水，经慧能大消化之后，接着朱子能大积存，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的贡献，也是相辅相成的。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下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学举起，诸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诸人，他们都曾参究佛学。其实他们所参究的，也只以禅宗为主。他们所讲，虽已是一套新儒学，确乎与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同样犯了一个“虚”病，似乎肚子吃不饱，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此后陆、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顾、王诸大儒，在积的一面。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佛教有三宝、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说法者，法是佛所说，但没有了僧，则佛也没了，法也没了。佛学起于印度，而后为中断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了僧，便亦没有了佛所说之法。在中国则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绵延不绝，我们一读历代《高僧传》可得其证。因此佛学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之贡献，主要亦在能提高僧众地位，扩大僧众数量，使佛门三宝，真能鼎足并峙，无所轩轾。

让我们再来看当前的社会，似乎在传统方面，已是荡焉无存，又犯了“虚”病。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枣，乱学一阵子，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其实则仍还是“虚”病。试问高唱西化的人，那几人肯埋首繙译，把西方学术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既无积，自也没有消。如一个人长久营养不良，虚病愈来愈重。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便该学朱子，把旧有的能好好积。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最少亦要能积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积存到中国社会来，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

讲佛学，应分义解、修行两大部门。其实其他学术思想，都该并重此两部门。如特别着重在义解方面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国高呼西化，新文化运动气焰方盛之时，一面说要全部西化，一面又却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说佛教乃哲学，非宗教，此是仅重义解思辨，却蔑视了信奉修行。两者不调和，又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大病痛。

稍进一层讲。佛教来中国，中国的高僧早已不断在修行、义解两方面用力，又无意中不断把中国传统文化渗进佛教，而使佛法中国化。慧能以前，我且举一竺道生为例。竺道生是东晋、南宋间人，他是第一个提倡顿悟的。所谓“顿悟”，我可简单把八个字来讲，即是“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义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该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说法迎合会一，如是则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须悟后乃有此境界，亦可谓得此境界乃始谓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则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说法人。如竺道生说“一阐提亦得成佛”，明明违逆了当时已译出之《小品泥洹经》之所云。但竺道生却说，若我错了，死后应入拔舌地狱；若我说不错，则死后仍将坐狮子座宣扬正义。此后慧能一派的禅宗，正是承此“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来。

此前佛门僧众，只知着重文字，宣讲经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颗心。直到不识一字的慧能出现，才将竺道生此一说法付之实现。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学僧人，各慧能不同，两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为竺道生之博学，使人认为其所悟乃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惟其慧能不识一字，乃能使人懂得悟不自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而实由心悟，而禅宗之顿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将偏重于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来谈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无真修，又忌能有真悟？此义重要，应大家注意。慧能是广东人，在他的时代，佛法已在中国渐渐地普及民间。佛法从两条路来中国，一从西域到长安，一从海道到广州。当慧能出世，在广州听闻佛法已早有此机缘。

据《六祖壇经》记载，慧能是个早丧父的孤儿，以卖柴为生。他亦是一个孝子，以卖柴供养母亲。一日背柴至城里卖，听人念《金刚经》，心便开悟。此悟正是由心领会，不藉旁门。慧能便问此诵经人，这经从何而来？此人说：是从湖北黄梅县东山禅寺五祖》那里得来。但慧能身贫如洗，家有老母，要进一步前去黄梅听经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钱助他安置了母亲，独自上路前往黄梅。我们可说，他听到其人诵《金刚经》时是初悟，此后花了三十余天光阴从广东到黄梅，试问在此一路上，那时他心境又如何？他自然是抱满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这种长途跋涉的艰苦情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想他在此三十余天的路程中，实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实的心修。

到于黄梅，见到五祖弘忍，弘忍问他：“你何方人，前来欲求何物？”他说：“惟  求作佛，不求余事。”这真是好大的口气呀！请问一个不识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胆？当知这正与他三十余天一路前来时的内心修行有大关系，不是临时随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时的心境，早和在广东初闻人诵《金刚经》时，又进了一大步，此是他进一步之“悟”。

当时弘忍再问：“你是岭南人，又是獠獦，若为堪作佛？”他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獦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此一语真是青天霹雳，前无古人。想见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没人说过，在他之后，虽然人人会说，然如鹦鹉学舌，却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实悟。弘忍一听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为使他不招意外，故将明珠暗藏，叫他到后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广东遥远来黄梅，一心为求作佛，却使他去厨下打杂做粗工，这真是所为何来？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厨下劈柴舂米，此时他心境应与他到黄梅初见五祖时心境又大不同。这些工作，好像与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实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杂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P173～177

我们必要明白了慧能东山得法此一段前后十六年之经过，才能来谈慧能之《壇经》。《壇经》中要点固多，但在我认为，所当注意的以下两点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此佛性问题不是慧能先提出。慧能讲“心即是佛”，反转来说则成为“佛即是心”。此与竺道生所说也有些区别。慧能教我们“见性成佛”，又说“言下见性”，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万法，万法在人性中。能见性的是我此心。故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他说：“但与此心常起正念，烦恼尘劳不能梁，即是见性。”又说：“能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他强调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说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此乃慧能之独出前人处，亦是慧能所说中之最伟大最见精神处。

其二，是佛之世间化。他说“万法皆由人兴”“三藏十二部经皆人置”“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欲求见佛，但识众生。不识众生，则万劫觅佛难逢。”这样讲得何等直截痛快！

总而言之，慧能讲佛法，主要只是两句话，即“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屏弃一切事。所以他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所以他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国？”又说：“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屏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弟、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

现在我再讲一则禅门寓言来作此文之结束。那寓言云：有一个百无一失贼王，年老预备洗手不干了，他儿子请老贼传授技巧。某夜间，老贼带他儿子到一富家行窃，命儿上楼入室，他却在外大叫捉贼。主人惊醒，儿子无法躲入柜中。急中生智，故自作声，待主人掀开柜门，他便一冲逃走。回家后，埋怨老贼。这时贼王却向他说，他可以单独自去作贼了。这是说法从心生，真修然后有真悟。实记这两点，却可帮助我们了解慧能以下禅门许多故事和其意义之所在。   ——P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