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此是继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署名文章后由中央党校组织记者对习近平七年知青相关人员访谈集。习总1969年1月13日从八一学校到陕北延安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时年习近平16岁（1953年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其父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受迫害关在洛阳监狱。其母亦牵连，兄弟姐妹各散西东，一家“妻离子散”。当时习近平也因是“黑帮子弟”拟要关进“少管所”，因此习近平强烈要求要当知青，最大限度规避被迫害风险。习近平于1975年10月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扎根农村七年，建了陕西全省第一个沼气池，成为全省示范，并得到全省推广。插队知青七年，先是打坝、挖井，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办起缝纫社、代销店、铁业社、磨房，使梁家河大队各方面焕然一新，轰轰烈烈。阅读过程我是无比激动，反复被其间人间真情情节打动得目不能继，读完有几点感想或思考：  

一、习总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说：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他的“根在陕西，魂在延安”。学者认为，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陕北为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作出巨大贡献，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下，他们毫无知青来抢他们口粮的丝毫潜念，以无比高昂的精神、诚挚的热情大量按受知青。特别是对习仲勋这个“反党集团”头目的后代以更多关怀爱护，使年幼的习近平能得到健康的成长，特别是心理的、精神的。因为他们深信习仲勋不可能是反革命，退一万步讲，就算有什么问题也不应该影响他的后代。习总能有今天的成长，陕北的七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事实让他坚信社会是公正友爱的，从而鼓起生活的勇气、奋斗的风帆，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县、公社、大队各级组织及领导为他解决了入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这就彻底解决了他从政的基本门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清华是肯定上不了，就算回北京政治更是荆棘丛满；三是通过引导农民学习、解决水源、扩大可耕农地，特别是从事社教工作、任大队书记使自己想法、能力得到很好的检验和锻炼。深入了解了底层社会，为日后树立扎实的作风——民意、民心、民生，为基层而想且有想打下良好基础。拔乱反正后，我毅然放弃中央军委给国防部长当秘书大平台，到河北正定当副书记，进一步扎根基层了解基层，醇化扎实作风。思考：

1、习总在这“黑暗”背景下，仍能坚持国家终究会好的信念、不宥于自己的恶劣环境而大胆工作，勇于进取的精神源于什么？

2、一个初中毕业生，读古文原著、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外交，这种学习能力来自哪里，他为什么在如此艰苦恶劣环境还能持之以恒奋发博读勤思？

3、习近平始终把自己扎根基层的思想动力源自哪里？或有人认为这是智慧，是技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人的胸襟志向问题。人都喜欢立大志，但鲜有人能为“志”培土浇水，使之生、使之育、使之长。

二、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村民之于习近平等知青包涵宽容、无微不至的真诚关怀，县团委书记陶海粟、记者曹谷溪、县委书记申昜等一大批领导不是疏离习近平这个“黑帮子弟”而是全然不顾政治风险给予从心灵到学习工作全方面的诚挚关怀与培育。思考：

1、普遍人在“文革”这种背景下，对习近平这样的人能躲多远就多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者对本就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陕北贫瘠大地能毫无怨言慷慨接纳知青，这种精神源于何处？

2、这些领导们为何愿而能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

3、“当今是人情天下，关系是最重要的”，看梁家河、文安驿、延川那些曾给习近平莫大关怀支持的人们，他们的“关系观”又是怎样的？

三、习近平沼气技术学习钻研精神。  

人生观之种子与培土浇水  

陆象山主张“道学问”之出必点在“尊德性”，而归于“尊德性”。德性大体即今之“人生观、价值观”。道学问一是外学，二是践履，三是体悟提升，践履就是把今学与自己已有知识经验一而贯之，通过实践总结之。体悟是完善提升使之成为自己的知，涵养自己的德性。陆象山又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不求血脉。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  

砺练是人生最大财富，有人说，从另一个侧面，正是危害中国之广之深的“文革”，才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坚力量，造就了习近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宏伟思想，才有中国真正强大的兆端。

知青七年使他孕育了这个种子。《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他说首先过劳动关，劳动关的关键是团结。“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这些话，不单解决了“群众”、“团结”问题，更深刻地让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牢不可摧的，现在只是一时暴风雨。认清了“群众”、“团结”，他就解决了劳动关，就立下了长期待基层的信念。认清方向的正确，历史就当必然，使他坚信潜心于自己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坚定为民强国的信念。他当大队书记后，送他清大读大学，当时也犹豫是留下来还是读多点更好服务社会，毕业进入军委不久，很快又回到县级基层去，从大队书记、县委书记一级级上来，改革开放初，身为地、省领导的他坚守学习自善，从不好高骛远，造形式政绩工程，扎实治民富民一方。不同层次的锻炼，磨砺，训练了扎实艰苦的作风，也熟知中国国情。当总书记后，句句贴切群众心，条条符合群众意。

知青七年是陕北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坚信，很多人不惜自己可能担当政治重大风险的风险，始终把习总当“儿子”看，从不有丝毫“黑帮子弟”意念，不单生活工作上无微不至关怀，在他参加工作队、入党、保送大学等关键节点几乎一致地同心保护爱护他，使他在后面的政治道路扫清了基础性的障碍。使习总亲身体会人间真情的温暖，“群众、人民”的伟大与重要。其幼小苍桑的心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极其深广的。

经历的态度，人各迥异，

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