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精神，一定要了解這一個民族的性格。由於這一個民族的特有性格，遂形成了這一民族的特有的歷史文化精神。

我們要了解一個民族的特有性格，須在歷史上研究它的典型性人物。此種典型的人物，即其民族性格之充分表現，與其文化精神之充分流露。但我們要研究歷史上的典型人物，最好應該着意在其邃古時代。因為邃古時代，尚沒有大思想家，沒有大理論家，沒有傳統教訓，沒有共同信條。那時候的典型人物，真是天分傑出的自然發展。這一種天分傑出的自然發展，最可代表這一民族之固有特性。將來的一切思想，一切理論，一切信仰，一切教條，也只是由於此種天才性的自然發展而來的典型性人物之暗示，而溢加發揚光大之，使成系統化，使成理論化而止。

由於這一觀點，我們要了解中國史，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精神，我們要了解中國民族所固有的特殊性格，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應在孔子之前，不應在孔子之後。我們首先該知道，由於中國民族之固有特性，由於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精神，才始可能有孔子。並不是由有了孔子，才始有中國民族之固有特性，才始有中國歷史文化之傳統精神。這一看法，並不看輕了孔子在中國民族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只有更加看重了孔子在中國民族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但所謂民族固有特性，也不是只限於一端一節的。有時常有兩種相反的典型，代表著兩種相異不同的性格。當知在一個民族歷史裏，這種相反相異的典型與性格，到後來可以相互相成而成為這一民族更深更厚的真性格。

讓我本次看法來舉出中國古史上兩個相異性格相反典型的人物，而中國人一向都同稱之為聖人的，即是夏禹與商湯。夏禹在中國古代的大貢獻，主要是治洪水。他是一個忠而勤勞的人。這一典型，十足代表中國民族性格與歷史文化精神，我已先有一篇文章寫過他，我在此處暫一按下，且來說商湯。

商湯的故事與大禹不同，他好像是一個富於機謀權變的人物。於何證之？還是證之於古史的傳說。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是不錯的。洪水為災，這是一時勢，造成了忠而勤勞的大英雄大聖人大禹。但商湯時代，並沒有那樣異常為難的時勢，商湯似乎是在一個平平常常的時代裏，造出他不平不常的人物來，這便是他的機謀權變處。但雖則這樣，商湯卻同樣成為中國人永遠稱頌的一位大聖人，與夏禹並肩齊美。他的故事，且由我逐一的分說。

商湯是夏桀時代一個諸侯，據說他有一次出到野外，見有人張網四面，在那裏禱告，希望四面八方的魚，都游進他的網來。商湯說，這樣豈不把河魚捉盡了麼？他乃把漁網去了三面，只勝一面。禱告說：「魚兒呀！欲左的左，欲右的右，你不好好知道趨向，你才進我網。」這一故事，據說當時傳播開來，許多諸侯都歸心他，說他德及禽獸。他憑藉這一筆政治資本，後來終於代桀為天子。

和他相鄰有一個葛國，葛國的國君不肯祭祀鬼神，商湯特地派人去問他，你為何不好好祭神呢？葛君道：「我沒有祭神的犧牲。」湯聽了便接著派人送大批的牛羊去。葛伯把來殺了吃了，還是不祭神。湯又派人去問，葛君道：「我沒有米麥。」湯聽了，又接著派壯丁去替葛國耕種，老的小的肩挑背負著現成的米麥送去。葛伯挑他們有大酒白米的奪了，不與的殺了。有一童子，帶著小木白酒，也給他殺了奪了。商湯於是說，孩子何罪？你無論如何，不該殺這一個孩子，於是派著大兵去攻葛國，葛國亡了。當時許多諸侯的民眾們聽了這消息，都希望湯的軍隊也趕快打到我們的國裏來，也好把我們救了。這又是商湯的一筆政治資本。

後來商湯終於把夏桀滅了。但當商湯起兵伐桀的時候，商國的國民，並不全贊成。他們說：國王不留心我們的農業，卻叫我們去割剝別人。商湯說：這是上帝的意旨，不是我的意旨呀！夏桀滅了，接著連年天旱，歲收大荒。商湯高筑祭壇，來禱告上天神靈。把自己綑縛了，做為牛羊犧牲，供獻給上帝。他的祝文說：「民眾何罪，上帝將此大罰？若是民眾有罪，那是我的罪，請上帝只罰了我一人，不要累及民眾。若我一人有罪，更應只我受罰，更不該累及民眾。」終於民眾的心都安了。

上面的幾段文獻，已活現出一個商湯的性格。商湯顯然與夏禹不同。這不僅是湯與禹兩人性格上的不同，乃是中國民族有此兩種內在的性格，而在禹、湯身上充分表現了。由於禹與湯兩大典型之感召與陶鑄，而形成夏、商兩代政俗之相異。後代的史家說「夏尚忠，商尚鬼」。便是告訴我們這個意義。

夏尚忠，是忠誠勤勞，刻實為人，這是易明的。商尚鬼，這是處處神道設教，帶有濃厚的宗教意味的。但在中國民族性裹所透露的宗教意味，卻仍自與歐洲的、印度的、阿剌伯的種種信仰不同。中國人的宗教意味，可說是徹頭徹尾一種人道意味的，是悲天憫人，重在情意不重在理智的。網開三面，不教人多獲魚，卻教人多失魚。「天地之大德曰生」，這一教訓，這一信條，早在商湯的故事裹透露了。葛伯不祀，商湯並不明言去征伐。直要到葛伯殺卻那童子，商湯才正式聲討。這不是討伐他不祭祀，卻是討伐他不人道。後來所謂「天道遠，人道邇」的觀念，在商湯的故事裹也早透露了。

孔子常常仁智並提。禹的性格是仁過於智，湯則智過於仁。然禹若非智，如何單憑忠勤刻苦，治得洪水？湯若其心無仁，又如何表示出這一套？我們也可說，典型人物，常是由於普通人物之內心要求而形成。只因中國民族性，要求這一類的宗教精神，才在商湯身上表現出這一類的精神來。簡言之，這一類的宗教精神是入世的，非出世的；是重情義的，非重理智的。是訴之於人類之同情的，卻非超越人類而高舉出一上帝來宣揚的。網開三面，似乎不科學。但近代西方科學發明，只能推翻他們自己的宗教傳說，至於中國民族的宗教精神，則並不與西方科學真理相衝突。商湯的桑林獻身，相當於耶穌之十字架，但並不要耶穌的創世紀。單刀直入，徑訴之於人類之同情心。商湯之智，正見其仁。所以商湯終亦成為中國之聖人。

周武王有一些像商湯，但孔子孟子都於湯武有微辭。孔子說，我對禹「無間然」。這是說他對禹的那一典型是更無批評的。周公的膺夷狄，是像夏禹。周公之定禮樂，則像商湯。到周公手裏，想把夏代之忠，商代之鬼，兩代的政俗調和融通，化而為一。所以後世史家說「周尚文」，文是把商代宗教精神來文飾夏代的人生實務。孔子所最崇拜的古代人物，夏禹之後便輪到周公。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是商人之後，但在文化觀點上，他全部贊成周代。

經過周公與孔子，中國民族性格發展得更宏通，更深厚。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發展得更廣大，更精微。這一理論，讓我繼續在舉歷史實例來絡續加以說明，此處不再詳論了。

（歷史人物講話系列文字均作於一九五一年前後，其前三篇已發表於政工通訊，此篇及下二篇則只存原稿，原標目為之七、之八、之九。或猶有若干篇秩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