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蔣公號召我們復興文化，這是一具有歷史性的大運動，決不是兩三年就可以收到成效。我們只能說，現在只是開始，各位對這暈的，都負著很大責任。我們要知道，「學術」與「人才」，是復興文化最重要的基礎。人才可以開創學術；學術可以培養人才，兩者互為因果。有學術，就有人才；有人才就有學術。

從民國以來，我們學術界走的是一條並不正確的路線。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的學術界都是偏向於懷疑、批評、推翻、打倒，完全屬於破壞性的，建設的意義最少。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條反面的路線，而影響了全國的青年，他們走上破壞的道路居多，走上建設的道路少。那時學術界有句口號，叫「整理國故」，這四個字像是正面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大家僅能枝枝節節的、零零碎碎的，在材料上做點考據的功夫，對我們國家民族大的方向和意義上，缺乏貢獻。這就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們一方面受了反面懷疑、批評、推翻、打倒的風氣感染，養成了心理上的習慣。而「整理國故」又使他們跑上乾燥無味、無系統、無計畫的考據學的路上去。

我這樣說，聽起來好像說得過份，其實並不過份，我們那時候的學術界，可以說是幫助了今日的中共開了一條路。我個人從前在大陸的大學教書，接觸過很多青年，這些青年都應該是國家的人才，結果卻都起了反面的作用。

二

我們從民國初年到現在，只有一句話、一條線下來，那就是「提倡科學」，從無人提出反對。可是我們要知道，學術不能唯科學、純科學的；就「科學」二字而言，有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至少科學具多面性，不能以自然科學包括所有學術，也不能使每個人都變成科學家。而且每種科學的對象不同，自然科學的對象是「自然」，是「物」；人文科學的對象是我們「人」，是「社會」，這就大不相同。由於對象不同，方法也就不能一致，無法以一個方法，包含兩種科學的要求。

一位科學家研究物理、化學、生物學，以及一切自然科學，他本人置身於研究對象之外；但是人文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研究者本身亦是人，研究者已經在研究對象中間，無法置身於研究對象之外。比如研究洋老鼠，或研究一隻兔子，人與研究對象是分開的。如果我們講家庭、講社會、講國家、講人類，我們就在家庭、社會、國家、人類之中，不能說自己是一學者，就可處身事外，來研究它們，所以這與自然科學迥異其趣，截然不同。我們又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不同之處，一位自然科學家要頭腦冷靜，要客觀，不動絲毫感情，去研究任何物質方面的某一問題；而我們一位人文學者研究家庭、社會、國家、人類的種種問題，卻離不開感情。各位也許會認為感情是礙事的，一位學者不應該用感情，要純理智，要純客觀，要科學方法，這是研究死東西，而不是對研究人文而言。我們齊家、治國、平天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感情」。

我們做學問，研究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離開感情。但感情會不會誤事呢？實際上說某些感情是要不得的，要誤事的；所以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所講的學術，只對人文科學方面功夫用得大，成績也好，最講究的是「正心誠意」，也只有在正心誠意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感情，才是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感情。這正心誠意不是宋明理學家所說的正心誠意，祗要你是研究人文科學，你對夫婦、父子、兄弟、朋友、鄉里、社會，對一切的人羣，人文學一定有一番極肯切、極純潔、極高尚的感情在裏面。因此中國人講人文，非常重視正心誠意，那就是「心」不能偏，「意」不能偽。這是第一點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

其次，比如我研究物理化學，研究生物學，我所研究的東西，任我擺佈。研究者是主人，被研究的是客，甚至可說是一堆材料，一堆工具，兩者的地位並不平等。我們研究人文科學，研究社會學，對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被研究者有其獨立、不可動搖的地位，即使是幼稚園的小孩，也有他小孩的尊嚴，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孔子曾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這「忠恕」二字，就是正心誠意，難道這忠恕不是感情嗎？如果木然無動於衷，以純客觀的立場來研究我們人，這很可怕。他來研究我們人的問題，他是不是要超出乎人之上，像我們研究自然界的那樣呢？

同時，自然科學是可分的，愈分愈細，分到今天，弄得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大家都變成專家。研究物理的，不懂化學；研究物化的，不懂生物學；研究植物的，也不一定懂動物學；研究蒼蠅的人，不一定懂得白老鼠。但我們研究人文科學，必須要全盤皆懂。我們研究家庭，就不能把夫婦、子女、一個個分開來研究；我們研究一個政治問題，法律、經濟、軍事、外交，不能只懂這樣不懂那樣，只解決這個問題，不管那個問題，這會出毛病的。所謂專家之學，照理只是研究自然科學的需要；而研究人文學，在求其「通」，要「通才」，要「通學」，要「人與才通」，才能見其大，能顧全一切。這才使這裏的事不妨礙那裏，那裏的事不妨礙這裏。

現在，我們不得已補偏救弊用西洋人的方法，要民主，要討論，經濟問題是經濟學家的專長，外交問題是從事外交工作者的專長，我們很難於照顧全局和有一個大的理想、大的目標，這是我們文化的、人才的一個很大的危機。科學愈發達，人的世界愈來愈縮小，我們研究人文科學的也跟著自然科學走，分門別類。於是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會影響那個；要想解決那個問題，也就是影響這個。但是我們所需要的，是要有大建設、大眼光，要統籌一切，要照顧全局。

所謂科學方法有一個最笨、而最不可缺的方法「實驗」，怎樣想就怎樣試，但人文科學卻不能拿來試。我們有一番理論，一番意見，試一試吧，弊端百出。今天的共產主義，何嘗不是從一套學術思想開始的呢？然而這套學術思想，一開始時就心不正，意不誠。它不是想要解決整個人類問題，它不含忠恕之道，它缺乏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的感情，它這一試，禍害就大了。從這一點看，自然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他們的修養與方法，是有很大差別的。

中國人對人文學者的修養方法，講得十分透徹，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以修身為本。修身就是修養我們的感情，是極重要的一部份。中庸上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這是有層次的，先要我們盡自己的性，才有可能盡家庭、社會、國家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西方人的科學發展到今天，他們已盡物之性了，但並沒有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可是我們覺得這樣的偏重於自然科學的學問，是本末倒置。今天世界上人類文化的大弊，是人文科學追不上自然科學。再說，照中國人的理想，人文科學在前，自然科學聽憑我們使役，那麼自然科學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與今天大不相同。何況現在的自然科學並沒有真正到達盡物之性的境地。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偉大處，而不是西方文化所能望其項背的。

天地萬物，連我們人在內，都是自然，都有一個性，中國人最看重這個「性」字，西方人沒有這個字，他們講的Nature是「自然」，而不是如我們所說的「性」。我們把萬物包含在一個「天」裏面，所謂「天命之謂性」，就是這個意思。從事研究學問的人，先要「克己復禮」，為什麼要用這個「禮」而不用「理」呢？因為中國人的想法如用「理」字，人究變成冷酷無情，「禮」字卻蘊含著人情味。到宋朝，講究天理仁學；人的修養到最高境界，達到天德。這種德用到社會上，就是王道，所以我們把「天德王道」四字合起來講。就人的內部來說，修養德性，是一個聖人，表現於外面的是世界大同的王道。所以我們要做學問，要做內聖外王之學。中國文化傳統，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一切的人文科學，一切的社會科學，都是這種「內聖外王」之學。不是沒有過失就叫聖人，聖人要放之而王天下，並不是權謀、欺詐、富強、勢力，一切的一切可以王天下，必須聖人配合天德才能王天下。因此，我們要做任何人文科學的學問，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