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公與太公

我曾舉過中國古史上兩個典型相反的人物，大禹與商湯，現在再繼續舉一例，周公旦與太公望。他們是同時人，同為西周開國大元勳，但他們的性格和事業，恰好也成一對比。

西周建國，一切規模，全由周公創制，這一層我將另篇詳述。史記上說：文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可見西周之得天下，太公是預有大力的。但西周之定天下，則周公之功為多。在後代的傳述裏，太公富於機智權謀，周公長於禮樂教化，雖傳說不完全可信，但大體上，此兩人之性格相異，典型相反，也如大禹與商湯般，係不能說中國古史，全是無中生有，憑空虛構，沒有一些基礎。

史記上另有一段記載說：周公長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於周公。周公說：「是何遲也？」伯禽說：「我變其俗，革其禮，父母之喪必待三年而後除，因此遲了。」太公對於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五月而來報政。周公問他何其速？太公說：「吾一切從簡，因其故俗，所以速。」周公聽了齊、魯雙方的施政報告，不禁嘆道：「後世魯必北面事齊矣。」政簡易則近民情，近民情則民歸之。後來齊果為大國，魯為齊弱，不出周公所料。

太公之後，齊有管仲。史記稱其為政，「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民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論卑而易行。」這幾句話，描寫功利派的行政原則，十分扼要。大體上，管仲的政策，還是沿襲太公。現在管子書中有兩句話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是她看重經濟更甚於看重禮節教化的意見。這兩句話，縱使不是管仲所說，也必是齊國治管仲學派的人所說。齊國人從太公、管子以來，一向偏重於功利主義。後來人說齊人夸詐。功利主義的風習，易於流為夸詐，也是當然的。

魯國則不然，魯國一向稱為禮義之邦，所以說「魯猶存周禮」。其實周公相成王，其最大業績，便在制禮定樂。但西周的立國規模並不弱，這是周公偉大處。伯禽學他父親，學的不到家、不徹底，沒有他父親那麼氣魄大、思慮精，所以魯國犯了弱徵。孔子生在魯國，孔子從小便已感染到周公之遺風。待到孔子壯年成學，那時齊強魯弱，已成定形，盡人皆知。但孔子依然喜歡魯國，不喜歡齊國。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可見他認為魯國政俗雖不合道，卻較齊國更近道。民間風俗崇尚禮義，并不即就合於孔子理想中之道，但總比崇尚功利的更易接近於道。孔子極端推尊周公，但從不說到太公。孔子雖稱讚管仲，但只稱讚他的功績，並不稱讚到他的政治。孔子說：「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周公在前曾建立起一個西周的規模，現在是無法復興了。孔子說：如有能用我的人，我能重新建立起一個東周的局面來。在孔子心中，自有一番理想，一番抱負，可惜沒有能實際展布。總之，孔子的理想，是周公型，不是太公型。

後來的孟子，推尊孔子，也推尊周公，但極不喜歡管仲。他對他的弟子公孫丑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那豈不是說齊國人只知道管仲。孟子不喜歡管仲，正如孔子不喜歡太公。莊子書裏有一個溫伯雪子，他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知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那卻是道家話頭，譏笑魯國人只知禮義，不懂得人們的心理。這不能不說是道家之偏見。其實周公教訓成王，有無逸篇，要成王懂得小民稼穡之艱難。孔子過衞，也說「先富后教」。孟子論王道，必先使人人家裏有二母豕，五母雞，五畝之宅，必教之樹桑畜蠺，必使老者都能衣錦食肉，才可引到王者路上去。孟子說：「霸者之民，懽虞如此，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齊國人在太公管子那其實周公教訓在孔子種功利政治之下的那一番懽虞的心情，孟子未嘗不知道。我們只能說周公孔孟看人心，另有一種看法。這一種看法，比太公管子看得更深切，但不一定能像太公管子般有近效、有速效。但在當時，孔孟儒家推尊周公，而道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之類，都推尊太公。功利派與道義派，在歷史進程中，顯然各有淵源。直到西漢初年，像張良、陳平之流，都是太公派的傳統。要到賈誼、董仲舒，才又轉到周公一邊來。還是得天下用太公，定天下始回到周公。

以後歷史上，凡屬主張禮樂教化制度文物的，我們都可稱之為「周公型」。凡屬主張權謀機變，功利實際的，我們都可稱之為「太公型」。我們也可說，孔子是周公型，老子是太公型。周公是儒家的分數多些，太公則道家的分數多些。唐朝學者頗有些近於太公型。宋代諸儒，則多半是周公型。周公、太公的兩種人物典型，始終在中國史上更互迭起。

若把中國和西洋人相比，可說中國是周公型，西方是太公型。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正統是大禹、周公和孔子；西洋史上的人物正統，是比較多近於商湯、太公和老子。因此在西方歷史上，發展出宗教、功利主義、與自然科學，那是他們性格較近的特徵。中國人在此三方面都欠發達，那亦是中國民族特性之所限。但不能說中國民族特性中沒有那幾方面，只是較不易占上風些。若把德、蘇兩民族來說，我們也可說德國民族較近於周公型，而蘇俄則較更像於太公型。商湯、太公、老子，都喜歡眼看外面別人意嚮，多注意環境形勢，專用心在因利乘便上。他們性格似乎是開展些、圓通些、機變些。大禹、周公、孔子，比較刻實就裏；比較切己認真；比較愛從道理上看，不從形勢上看，比較像是走的方形，穩定些，不像圓形般移動靈活。

但此兩型顯然各有得失。若社會上都是商湯、太公、老子一般人物，卻不易撐持得平穩長久。齊國較魯國富強，但不如魯國國祚之長與安。西方歷史也較中國易趨近於富強，但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卻不易有安定與持久。在中國，周公型的人物常在正面陽面，但始終有太公型的人物在背面陰面作陪襯。在西方，則多見太公型的人物常在正面陽面，而很少見有周公型的人物在背面陰面作陪襯。兩型間之調和斟酌，是始終少不得的。而在西方，則更見其為難了。

（作於一九五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