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悼孫以悌

孫以悌是北大史學系三年級的一個學生。人極聰睿有希望，不料竟已投海自殺。他自殺的原因，尚未深知。我不願對此事件有所批評。我只覺一個能決心自殺的人，無論他生前思想上行爲上有何差失，只他最後決然自殺的一著,終不失爲多少可以同情和可以憐憫的。我想能決然自殺的人,畢竟終是一個有心力的人。然而我們不盼望社會上多有自殺的事件，我們更不樂聞有希望的青年走上自殺的路。因此我對孫君之自殺，禁不住要說幾句題外的感傷話。

學問自學問，生活自生活，兩者之間，似乎距離得愈遠了，這是近來學界一種不可掩之事象。我並不說學問和生活定要合一,然而縱使我們的學問一天天的上進，而我們的生活卻確實一天天的下降了，這是一件極可憂慮的事。用一個粗簡的比論，在我們健康沒有問題的時候，本是可以專心工作的，而一旦健康發生問題，則不得不變換我們一部分的工作來兼顧我們的健康，甚至暫時將全部工作都用在恢復健康上也不爲過。否則工作日進，健康日退，這一種工作，決非合理的工作。現在則學問日進，生活日退，我們究應如何様地生活,已成了一個極重要而亟待解決之問題，而我們所幹的學問，還是與我們的生活，全不相干。所以北大史學系的師生們方在一致地希望著孫君學問的前途,而孫君卻一人默默的去跳海自殺了。

當社會秩序比較安定，政治、法律、風俗、信仰等等，在比較有遵循的時候,做學問的人,儘可一心做他的學問，本不必定要牽涉到我們該怎樣生活的問題上去。然而現在的中國並不是這樣一回事。家庭的父兄長老們，早已失去他們指導子弟後生的權威，並及他們的自信。他們還盼著自已的靑年能從外邊回來給他們一些新鮮的啓示。各個的家庭全是如此,一個靑年在他最先的一段生活裏，要想從他們的家庭乃至宗族親戚鄕黨的環境中間，得到一些將來生活上習慣和信仰的可靠基礎,來做他長成後生活堅實的底層，似乎是不可能。

學校也和家庭一様，原不過是社會機能之一部分，也同樣不能超然在社會之外。現在的學校裏，對於社會前存的一切習慣信仰的傳統勢力，似乎已能盡其摧毀之功,而對於我們所祈望的新社會新人生的建造，則現在的學校還未能有切實的貢獻。小學校的學生一批批送進中學；中學的學生一批批送進大學；大學校的學生,再一批批送到外國。只不過像家庭把他們送入學校一般。現在的大學，時時期待著外國回來的學生給他們一些更翻新的花樣，中學則期待著大學生之回復，小學則期待於中學生之歸來，正如家庭的父兄長老，期待於其子弟之回來，全都盼望著他們有一些新鮮的給與。

然而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在小學教育上所能自信和努力的，只是如何使小學生能合格考入中學。大學的畢業生，在中等教育所能盡職的，是如何使中學生能合格考入大學。外國歸來的留學生，在大學教育上的責任，是如何使大學生能有能力出國留學。這些全是智識與學問之傳授，至於我們該怎様去生活，學校教育和家庭一樣的不能負責。所以現在受過新式教育的家長，也還只能指導其子弟去受新式教育，而所謂新式教育，還只是一種智識或學問。而那種智識與學間，卻與人生合不上，而且有更遠隔之趨勢。

而且這一個歷程裏邊，小學畢業無法入中學，中學畢業無法入大學，大學畢業無法出國留學的還很多。學校既根本沒有關於人生上的指導和素養，及其出學校入社會，上之國家的政治和法律，下之社會的風俗和信仰，全沒有一種力量來範圍或指導我們的人生。舊的信仰和習慣，儘量破棄；新的方面的建立還遙遠無期。整個社會的生活，只向著黑暗和混亂的方向加速進行。在如此黑暗和混亂的局面裏，縱使有一些辛苦得來的學間和智識，然而和社會人生既是絕不相干，往往使人有無法使用的苦痛。在這種情形下面，不外有幾種可能的應付。第一種是憑藉他學校方面所得學問和智識的地位，很漂亮地爬上社會的上層，做官僚、政客、買辦、名流，一般人所謂之「領袖」，往往所學非所用，只是來主持這個黑暗和混亂之導演。另一種是激而反動，盡力在社會的下層來幹徹底破壊的工作，只求打破現狀以爲快。此乃一般之所謂「志士」。又一種則躱在一邊，埋頭於與世不相關的學問，成其所謂「學者」。再一種則既不能站在前面做領袖，又不能鑽入背後唱革命，又不能閃在旁邊做學者，只是傍徨煩悶無聊隨逐，以待其年齢與精力之逐漸消耗，則傍徨煩悶之苦亦逐漸解脱。在有希望的青年裏邊，他苟非潛心於與社會人生漠不相關的學問，又不肯盲然加入破壊社會的祕密工作，而他忽然感到現社會之黑暗和混亂，他的年齢和精力，尚不許他輕易放下，則他除腐化消極的一路以外，便可有決心自殺之危險。

一個人到疾病纏綿生命臨危的時候，不應再硬幹與恢復健康全無關係的工作；一個社會到如此般黑暗和混亂的地位，國家的教育似乎也不應該再來提倡和現實的人生漠不相關的一些學問。我希望我全國的教育界，在此局面下及早有所覺悟和改革。然我並不如一般現在的領袖們所想，以為文法各科研究政法、社會、歷史、文學、哲學的全是些不切實用的學問，以為以後的教育專意注力在有關生産事業的幾種實用科學上。我並不反對獎勵提高生産智能的科學教育，然我想科學的人才,也要在相當安定的環境以內，才能發揮其效用的。習得關於某種生産技能的學者，要静待清明的政治和安寧的社會來用他，不能把他的生産技能來改變現政治的黑暗和現社會的混亂。專事提倡狹義的科學，便謂可以拯救現社會之黑暗與混亂，這只是一種淺薄的見解，只足證明他對政治、社會、歷史、哲學種種學問方面認識之不足。這和前清末年只到外國去學造船造砲，在見解上並無多大的差異。

人生現實的間題，只有人生現實的智識可以解答。學校裏的文、法兩科，本來是與社會人生密切相關的學科，然而現在國內各學校文科法科的內容，也大半是些與人生漠不相關的學問。一半是稗販外國，一半是鑽研古書。有志研習文法科的青年，他對於現實人生的興味，自然要感到濃厚些；他對於現實人生的問題，自然要感到嚴正些。而結果他所學習的依然與現實的人生闊隔甚遠，宜乎他更要受到一種茫乎之嘅了。

一時代之教育，應該有其一時代之意義。專門模擬外國，和專門傾向古人，是盡不了時代的責任的。現代隆大學生和教授們的態度，與乾隆時代的翰林和進士們的風習，一様不足為我們的榜様。要轉換現時代政治和社會上之種種黑暗與混亂，要解消現社會人生之種種榜徨與苦悶，文科法科的大學教育應該肩起這個責任來。而第一個轉變，應該從學問和人生之力謀接近開始。不要只看重了學問而忽略了「生活」。

我盼望國家辦教育的，不要儘走上偏枯的路。要認識政法、社會、歷史、文學、哲學諸科在國家社會所能盡的職能和責任。要顧及國內有幾千萬對文科法科在天分上有造就希望的靑年。須積極的改進文法科的內容，不能消極的減削文法科的發展。舉一例言，國家逐年派各大學教授學生赴外國留學研究科學，卻不聞撥一些款獎勵學者到邊區或內地去做考察民生疾苦、風俗利病或山川形勢，及政教實況等等的工作。又國家近年屢有限制大學文科法科之言論與法令，並時時有禁止學校教授學生對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種種之自由，而並不有一種具體積極之唱導(除却黨義一科)。似乎文法科的教學，只應與現實人生隔離甚遠的做一種點綴，而沒有看重到文科法科教育在現時代之需要和其不可缺。就學校言之，似乎各大學的課程，偏重培植典雅的、專門的學術空氣，而少注意到博通的、切實的、務大體的人才造就。似乎比較注重書本的智識(不論外國和古代)，而看輕實際的生活(不論社會和個人)。我希望各大學的課程編制、教授内容及一切設備和用意,能稍稍地有一個轉換。

至於學生方面，似乎也是把學問看得重了,而把生活看得太輕。鹵莽減裂的破壊，和醇酒婦人的頽廢，漠不相關的治學,和一往不返的自殺，都是對於實際生活不耐煩的狀態。應知生活即是學問，現實的生活根本應該用治學間的態度來處理。而且除卻對於現實生活有深刻之探求與認識，決不能希望對於政法、社會、歴史、文學、哲學各科有一種最上乘的造就。反言之，現實生活之探求與認識,則有待於書本的或其他學間之種種艱深的研習。從生活上研尋學問，從學問上解決生活，生活與學問能漸漸的接近，即是文科法科的學程漸漸尋上道路，而上述的種種病態庶乎可免。大學校的文科法科日漸發揮其權能,而後政治社會之黑暗和混亂日漸消失。現代人生之新信仰及新習慣日漸建立，而後家庭社會國家遂從學術的生命裏得其復生。

話似乎說遠了，其實只是由孫君的自殺引起的一些平日的積感。孫君曾上我「秦漢史」的課，我在去年年假大考的課卷裏，發见孫君天分的優越和其前途的希望。後來有一位先生告訴我說，孫君性情怪僻，近方用其全力做一圍棋小史。我當時即可惜他用錯精神，不免玩物喪志。然而我沒有機會和孫君做一次詳細談話，這正是大學教育只重學問智識的傳授之病態。後來突然聽孫君自殺了。乃知他並沒有「喪志」,只是中了「學問」「生活」完全分成兩橛的毒。孫君似乎是有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所以在不久要嚴肅地解決他生活問題之前，還一心一意埋頭去做那種絶不相干的無聊小題目的考據。我在聽到孫君自殺消息的那天，因為心中十分悼惜，在上秦漢史的堂上，空講了一小時關於際君自殺的私人感觸。楊君向奎等近編潛社史学論叢，向我要稿，我一時無稿。楊君說，孫君的圍棋小史等遗稿，均收登在論叢里，要我即把那一堂的議論追寫出來，我因寫了這些話。我知道這一篇文字與潛社史學論叢其他文字的體裁太不合了，然而我想至少潛社諸君，讀我此文，應有同感。卽把此文作為我們對於孫君自殺的一種誠懇的悼念罷！

（民國二十三年元月北大史学論叢第一册)

二   覆某生

昨奉損書，欣悉一是。足下好學深思，在軍中不忘書籍，欽企何似。學問貴自己受用，卻不必定期有所獨創，因各人性格不同，遭遇不同，只自己受用得，便卽是獨創，前人種種說法，卻總合不上自己分上也。所謂學問和生活打成一片，私意當分三階段說之：一是自已個人生活與學問之配合，此是一底層之基礎。其次便貴把個人生活擴大為時代生活，時代之遭遇，即不啻是我個人之遭通，如是則把自己心胸自己生命擴大了，學問境界亦隨而擴大，但卻仍是生活與學問打成一片，非是憑空另做一套學問。具此心胸以事學問，卻不得謂是務外為人。既把學問境界擴展到時代生活上，便自然將更進一層轉入文化歷史之生活中去。因個人生活興時代生活皆脱不了文化歷史生活之一短暫微小之表現而已。若論學術之眞血脈眞精种，則必從個人生命，尤要者此個人之當下心胸懐抱而從此展擴。若把學問精神儘限在個人生命上固不是；若把個人生命忽略了，而全從外面去尋學問，亦不是；此貴各人當下反求諸心而知。足下喜讀拙著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及陽明學述要三書，試以此義闡之，可知古人用心，所谓學问和生活打成一片者，推而極之，即是陸象山所云：「宇宙內事莫非己分內事，己分內事莫非宇宙內事」之倆語。吾人際此身世，更不能不有此了悟。然此亦只是我儕個人自身之日常探究學問則然，小之為自己之受用，大之為學業與事業之成就；惟後之二者，其事不盡在我，故學者不貴於此有所期必，只一意為當下自己受用；而事業學業之在外者，待其自至而已。區區之意如此。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生雜誌十七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