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家及理学家修心养性，有一共通主要之点：“空诸所有，系心一处。”理学家说“敬”说“静”，敬即教人随时随地心主一处。静则教人心主于一，更不为其他外物所动。理学家所反对于禅宗者，禅宗祖师只求系心一处，而不复求此心之用。故理学家谓之“有体而无用”。心系一处是为体，此心落于空虚则无用。故又谓其“弥近理而大乱真”。P2
    【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论】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文化？第二要讲清楚中国文化之主要特质是什么？而后我们才能来讲如何复兴。
    一般讲文化的都认为文化就是人生，但此所谓“人生”，并不指我们个人的人生，而是指的“群体”的人生。人生是多方面的，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成群的大团体所包有的多方面的生活，综合起来讲人生，也就是文化。
    “文化”这两个字，本从英文翻来。在西方，有了一个新观念，便会创造一个新名词。在无此名词之前，可证他们也无此观念。我们译的“文化”二字，英文是civilization，此字从希腊文变出，大意是指一种偏近城市生活而可互相传播者而言，因此其意义所指不免偏重在“物质”方面。如说电灯，不是世界各地同时有电灯，一定从某一地开始，再传播到另外一地去，这就是civilization。英国比较是近代物质文明最先起的国家，有轮船、有火车、有纺织机，一件一件的新东西，影响到世界人类的生活。他们创造这一新名词，殊足自傲。但在当时，德国人就不满意这个字，因德国的现代物质新生活比较后起，多半多外面传来。德国人不满意此字，便另造一新字称culture。这字也从希腊文变出，比较是指偏近田野农作方面，如一切植物般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生长。这是说一切人的生活和文化，主要不从外面传来，却从自己内里长出，有它本身的生命。
    这两字流传到中国，我们把civilization一字翻作“文明”，把culture一字翻作“文化”。这两字也可通用，有时说civilization文明即是culture文化，不必细分。但若细分来谙，却更具意义。
    我们用翻译的文明、文化两字，在中国古经典里自有来源。《易经·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小戴礼记·乐记》：“情深而文明。”《说文》上说“物相杂谓之文。”那“文”字正如现代白话文说“花样”。人生是有种种不同的花样的。如有男人、有女人，这就是天地生人一大花样。又如有年老人、年轻人，这又是人生中的一花样。天地生人，只生的一个一个人，但人却从此种种花样中来化成一个天下。“天下”便是人生一最大群体。人生群体不由天生，乃由人自己化来。如“家庭”与“国”与“天下”，这都是人类文化中自己化成的。天生人有男有女，可说是自然的。但由男女化成为夫妇，这便是人文，是文化了。天地只生男女，并没有生夫妇。禽兽草木都有雌雄，都有男女，但并没有夫妇。男属刚性，女属柔性，所以说：“刚柔交错，天文也。”这是天生的花样，是自然界的花样。人类据这一个自然花样来化成了一对对的夫妇，又从夫妇化成为家庭，再扩大地化成为国，为天下，这些不是自然，而是人文。但人文究从自然中演出。倘使没有了男女，试问何从有夫妇。我觉得中国古创出这“人文”“文化”两字是有一套极深的观念在里面。
    至于“文明”二字，用中国古讲法，是说那些花样要使它明显化。如男女分别，要它表现得明显，并能停止在那明显的花样上，则莫过于创出婚姻制度，便是文明。故文明实即是人文[ml1] 。《小戴礼记》说：“情深而文明”，是说男女情深，那夫妇关系便更明显。野蛮黑暗未开化的社会，可以无夫妇，可以夫妇关系不明显，只因夫妇相互情不深，而不能停止在他们的夫妇关系上。这些是中国古人观念，至今已两千多年。我们可以说，西方有西方人的观念，即其想法和看法。中国有中国人的观念想法。从这些观念上想法上的不同，慢慢就形成为东西文化之不同。
    刚才讲过“文化”一观念，是近代西方一个新观念，因为culture这字乃是近代西方新创的字。也可说，从前的西方人，只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等一切，但对人类大群体的生活，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名词，像“文化”，亦即是没有这观念。到近代西方有才开始有文化一观念。最近一百年来，几乎大家都喜欢讲文化一语。但在中国古人，很早便有这文化的观念，即是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艺术、文学、哲学一切之上，对于人类大群生活早有一个涵一切的观念了。
    今要问：除却上引《易经·贲卦·彖辞》这一段话之外，在中国是否有一个字可以用来明白表达出这一观念呢？我想是有的。中国人对文化两字的观念，常把一“道“字来表达。道，便是指的人生，而是超出人生一切别相之上的一个综合的更高的观念，乃是指的一种人生之“共相”。政治要有道，外交也要有道，军事也要有道，法律也要有道，一切别相人生，都要有一道。男女相交也要有道，就是结婚为夫妇。成了夫妇以后，夫有夫道，妇有妇道。养了儿女，父母有父母之道，儿女有儿女之道。中国人讲这个“道”字，可说即相当于近代西方人的“文化”二字，而实已超出之。如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句话，如翻成现代语，“大道之行”四字，即是说世界人类已共同到达了一个最合理想最伟大的文化境界。“道”不能仅照字面翻说一条路，把“大道”二字说成现在误，实该说作“理想文化”一语乃恰当。由此可知中国人讲的道，实已起出了西方人所讲的文化，而中国人三千年前早已如此讲了。西方人在现代物质文明方面的发明，只在两三百年以内。有了“文明”二字，才有“文化”二字。可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便有了“道”之一字，这足证明中国民族之伟大，亦即是中华文化之伟大。
    中国人讲道，与近代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却有一分别。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只讲的人生外相，中国人称此为“象”，即现象，那现象，那是表现在外面，人所看得见的，所谓“形而下”。如最近西方人来台湾，他们都说中国进步了，进步在那里？这都指的道路、交通、建筑、生产种种物质设备等现象，故知他们只看重表现在外边的。而中国人讲道，是指的人生本体，有其“内在”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只看外面现象，没有一个更深的人生意义和更高的人生价值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不论意义，不论价值，就人生论人生，就现象论现象；不比中国人讲道，秘有一个“意义”和“价值”在内。
更深一层讲，近代西方观念，似乎只认为有了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种种物质文明之发现，便可把全世界人类化成一体，化成为一个天下了。但中国古人观念，则注重在人类内心相互间之“感通”上，认为如把男女化成夫妇般，如此推去，才能把世界人类大群化成一体，成为一个天下。所以他们说“文化传播”，我们则说“大道之行”，在此一观念之分歧上，便形成了中西文化之两型。
    以上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明中国人观念，再拿中国人观念与西方观念相比，这是同中求异。见其异，才可从此异处来批评其是非得失。但讨论文化，既要同中求异，亦要异中求同。今再论人类文化同处在那里？人生贵能扩展，扩展便成社会；又贵能绵延，绵延便成历史。社会求其能大，历史求其可久，此乃人类文化一共同趋向。中国社会至今已拥有六七亿人口，所占土地比整个欧洲还大，而历史绵延则在四五千年以上，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长得多。此可大可久之最后综合体，即是“天下”。即由此一观点，也可说明中国文化之合理与伟大处。
    有好多人曾问我，能不能简单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扼要说明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之所在，我想这问题不易回答，但总想要回答，我此刻要大胆地提出四个字一句话，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与其主要特质之所在。那四个字是“性道合一”，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
    现在先讲“道”，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可见的。但人为何该行这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是形而上，不可见的。我们讲话常说道理，中国人最重讲道理，便是不识字人也懂要讲道理。如说：“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呀！”“这是什么道理呀！”“道理”这两个字，中国人最看重。但把道理二字分开说，便有不同。如说“人道”，便是人生该行的道，但不能说物道。如说“物理”，便是该物可以使之然之理，但不能说人理。可见对物只能讲理，不能讲道，和对人不同。如讲天，则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两面[ml2] 。近代西方科学是研究的物理，但没有研究到人道。科学是不讲人道的。若讲人道，便不该发明核子武器。中国文化多讲了人道，但少讲了物理，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这也有道理。我们该说，中国文化看重在“人”一边，西方文化则看重在“物”一边。
    中国人又常说“道术”，道、术二字同是一条路，故可合称“道术”。分开用，“术”是指的技术。讲究物理，最重要还是讲术，讲究如何驾驭使用各种物的术。甚至可以把物由这样变成为那样。“道”是教人从这路的这一端通达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这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说“修道之谓教[ml3] ”。可见中国人观念，教育是一种道非术。道和术同有一目的，术的目的比较低。如讲军事，要使这场战争得到胜利，这就是战术。至于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的何在，这乃是道。必先有了道，才能讲到术。道是先决的，术是次要的。科学上一切发明，一切技术，都属次要。若没有一先决的道，专来讲次要的术，则科学上一切发明，虽也都是真理，但那些真理，可以用来帮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可用来帮助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只因科学本身没有道，只有理。把这些理表现出来，只是一些术。都是次要的，却不是先决的。如经商，也有种种术，推而至于广告宣传，甚至可以迹近欺骗。这些都是术，却可以没有道。若说它亦有道，则只可称之为小道。资本主义发展企业，主要目的只是为争取利润，为私人打算。至于其供应人生需要，却变成为一手段，所以是小道，不是大道。中国人讲道，还有“正”、“邪”之别。有该走的道，有不该走的道，所以说盗亦有道。那些则只是邪道，连小道也说不上。只是一些术，而且亦是邪术。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术，西方文化似乎有睦重术不重道，此又是一分别。
    我们再讲“性”，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性”字，因此有许多探讨，许多争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西洋书，不见有这性字，于是便说，中国人所谓性，只是西方心理学上所谓的“本能”。其实此两者绝不同。也有人说性就是自然nature，但其间也不同。。由中国人想法，只能说性亦自自然中来。人亦是一自然，但在自然中仍有性。一切有生物、无生物都是自然，但不害于万物之各有性。性何自来，则由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天”字，也可说之为“自然”。依照西方人讲法，科学显与宗教不同，自然显与上帝有别。但照中国人讲法，这两者间却可以相通，并亦无大分别。“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人性在大同中有小异[ml4] 。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有生物无生物各有性，此又在性之大同之下有小异。近代西方科学，乃从“物性”来发明出“物理”；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
    《论语》里不多讲性，但多讲到命，因“性”是“天所命”，“知命”就是“知性”了。现代西方人讲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没有讲到性字。心理学里的本能，那绝非中国人讲的性。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随西方，多知有心理学，但亦很少来探求人性。但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最看重人性的。现代西方所讲的心理学，主要从物理学生理学讲起，如眼睛怎么能看，耳朵怎么能听，主要从身体的机能上来探求。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讲法不同，这也是双方观念不同而产生出文化不同之一例。
   讲到中国人极看重的两个观念，一是“道”，一是“性”，这两字要翻成西文翻得恰好则很难。似乎西方人没有这两观念，至少是不重视这两观念。我们则又要把此两观念综合，说成“性道合一”，此乃中国文化中心思想与其特质所在。一向太看重西方思想的人，对此不免要感到陌生，实则十分易晓。照中国传统想法，只认为人生一切大道必是根源于人性，违逆人性的决不是人道，这说法实极简单，然而是颠扑不破的。
现在说到人性，中国儒家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耶稣教有“原始罪恶论”，说人类降生就因犯了罪恶。所以一定要信耶稣讲的道，才能赎罪，灵魂才能重回到天国去。这近似荀子一边讲法。但在中国人想，我的身体也是天给我的，身之内有此心，心里面像有一核子般便是性。不论此性是善是恶，总之人生一切活动，都是根于人性。荀子举出种种证据说人性恶，所以要教育，要法律。若无教育法律，试问这社会将会向上抑向下？但我们要知，天之生人，只生了人，没有生人的文化和人道。人的一切文化和人道，还是从人身逐渐发展而来。教育和法律，也是从人自身发展而来。荀子说人之性恶，故要圣人，但圣人岂不亦是从人群中自己发展而来。荀子说法就难通了。
孟子说法便和荀子不同。他举一葬礼来说，他说丧葬之礼本来没有。他推想说，最古的社会，父母死了，便把死尸扔到荒野去。某一天，某一人，偶然跑到扔他父母死尸的所在，看见狐狸和狗在咬死尸的骨，蚊和蝇在吸死尸的血。他看了心有不安，额上泚出汗来。急跑回去，拿些东西来挖一个坑，把他父母死尸体埋了。回来和别人讲起这事，别人也想自己也把父母死尸仍在荒野，不免也跑去挖一坑，也把来埋了。这便是葬礼之开始。孟子这一推想很有理。可见葬礼正从人的天性开始。性从那里见？正从人的心上见。当他看见自己父母死尸体在荒野里被狐狸和狗咬，他心里自会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不安，他才想出一个方法把死尸埋了。这心之不安[ml5] ，后人称之为“孝心”，由孝心便有“孝道”。把死尸埋了，后人称之为葬礼，这便是一种术。因可以有各种葬法，如土葬、如火葬，总之要把死尸作一安排，这一安排之起源则在“心”。心之所“同然”则称“性”。也可说人之对那尸体厌恶便扔出，也是性。那是人起先之性。扔尸体该有一好安排，那是人后起之性。那是人性之继续发现，虽是后起，还是人性。性之继起，却多是趋向于“善”的。所以中国人后来都信从孟子的“性善论”。
    当然那最先把死人尸体作妥善安排的人，也只是一平常人，决不是一圣人。但圣人便从平常人中来。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心，你心，大家之心，都一样；三千年前人的心，三千年后人的心，还是这样。就因为在人心深处有一“性”。把此人心同然处表现到恰好之极的是圣人。圣人也只是由自己“天性”发展而来，并没有其他奇特。此一番理论。有人类文化历史演进之种种事实作根据。最先懂得要埋葬他父母尸体的人，便是先知先觉。继起效法来埋葬他父母尸体的人，是后知后觉。先知先觉发于至诚，此《中庸》所为“诚则明”。他的效法也是出于至诚。“至诚”就是我们的性，一切由性发出的行为叫做道。
既然人性相同，则“人道”也可相同。白色人种可以走这条路，黄色人种也可走这条路，黑色人种也可走这条路，只要是人，都可以走这条路，这条路便叫做“大道”。既是一大道，三千年前人乃至三千年后人也该时时可行。即如此刻所讲的葬礼，就是全世界古今中外人类一条同行之道。不是由上帝，或一专制暴君，或一大哲学家大宣传家，来倡导指使。乃是由人类自己内心创出。人人处处时时可行，故称之曰“大道”。如赌钱，我赢你输，我像是不觉得于心不安。如经商，大资本家可以凭他的大资本来吞灭别人的小资本，或剥削利润，他占十分之八，别人占十分之二，他这样，也像是不觉得于心不安。但这些终不是大道，甚至可说不是道。所以到今天，帝国主义终于要崩溃，资本主义也终要变质。照中国人意见，我们该有一大道，大家能走，而又到处都通。赌博赢钱不是道，经商通有无是道，凭经商发财也不是道。把跑马及其他赌博来为公众谋利，把资本主义来求国家富强，中国人对此等终是看不起，认它不合道。中国人说“率性之为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做“尽性”。尽己之性可以心人之性，尽人之性可心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这一番理论，急切做不到。有人起来提倡领导，这人便称为“圣人”。
    人同有此性，往往自己不知，或是模糊知得不深。青年进学校读书，总想将来自己有出路，但不注意求学要从性所近。此刻大家只知学理科有出路，学文科无出路。我有一朋友在前清末年学理科，但后来自悔说不晓得自己实在是性喜文科。他说我学科学易有止境，如学文科，或许能学得更高一些。他过了三十，才发现自己喜欢的在此不在彼。这样的事太多了。但人性还能向多方面发展。喜欢科学的有时不知道自己也喜欢音乐，如此之例也多。亦有人天性才气只发展到七八分，没有发展到十分。因此人的最高最伟大的理想是能尽性。尽己之性，又贵能尽人之性。学不厌与教不倦，贵能一以贯之。《论语》第一句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便是要能尽己之性。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自己启发到别人，自有人不惮远行来到你面前。接着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问到高处，尽性到深处，人不能知，也无怪。孔子做到了圣人，他的学生们不了解，但自己有乐处，也自然无愠了。中国人讲道理，如此般简单，但实是深合人性。
    人生不是专偏在理智的，理智只是人性中的部分，更要还是情感，故中国人常称“ 性情[ml6] ”。“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还到自己心上，那便叫做“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父母，当然要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在自己心上，这称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讲“德性”。这一“德”字，在西洋文字里又很难得恰好的翻译。西方人只讲行为造成习惯，再从习惯表现为行为。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
根据上面讲法，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中国人所讲的人文主义，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现在人总分自然、人文为两面。科学只讲自然，后来觉得太偏了，才又增出人文一面，称为人文科学。虽是平列，却亦是两分的。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其主要合一之点则在“人之心”。故也可说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还是一个“性道合一”。
    我们讲文化，总喜欢把中国的同西方的作比较，这些比较有好处，也有缺点。如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这句话就有毛病。中国文化未尝不讲物质，如这“性”字，也不能不包身体在内。如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都是自然的，中国文化绝不抹煞了一切物质而只重精神[ml7] 。
    又说中国人好静，西方人好动，中国是一个静的文化，西方是一个动的文化。但静不能不和动相配合。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中国人从来不曾把来硬分作两面，亦从不主张这一面来排拒那一面。
又说唯心论、唯物论，西方哲学家有此分别，中国思想中则无此分别。
    凡如上面所举的分别，只是根据了西方，从其相反处来讲中国，因此不能无缺点。今天我提出“性道合一”四字把来作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所在，自然也只是个人一时说法，其继续发挥，则有待此下之诸讲。
    自从蒋公提出[ml8] “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以来，有一个好现象，即是大家不再随便乱骂中国文化，又都说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但有人当然是出于真意，而有人只是随便讲，在他心里还是觉得西方好，中国不好。其实纵使如此，也是没办法。如我生下来是头狮子，就不能学一只老鹰在天上飞。我生下来是只老鹰，我就不能学狮子高踞山上做万兽之王。此亦是性道合一。各尽己性，则一切活动都平等是道。但一切文化中并不都是道，有合道，有不合道；各有长处，亦各有短处。我们贵能异中求同，又贵能同中求异，莫要认为他们的太好了，我们的便都不如人。文化前进是曲线的，有时高，有时低，把我们此时来比西方，不用说西方在上，中国在下。但把全过程看，中国在西方之上的时期也不少。而且目前西方已开始在走下坡路，可惜我们这五六十年乃至百年来白过了而又自寻短见，自投绝路，种种纠纷都是自己找来。最大的毛病，在我们不认识不爱惜自己文化，循至于无路可走，只有私人各奔前程，各走各的路，弥天漫地只是功利，只有自私，只顾眼前，把国家民族摆在后[ml9] 。
    今天我们第一不能漫骂中国文化，第二要能从各方面去认识中国文化，那就前途无量。
我今天所讲，也只是要人从此一方向去认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主要重在人，就在我们中国人各只是中国文化之个影子。
今天所讲，比较是一个大题目，诸位若能由此来看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自可续有所证明，续有所发挥。若有能找出另一句更恰当更简单更扼要的话来讲中国文化，那自然更好。希望大家都能在此方面用心，中国文化自然便可有复兴有发扬光大的一日。P3-18
 
    [ml1]情深是目的，要达到目的必须有个过程和行动，那就是要分出类别、等级，使各各不同性质、职能、定位分清楚，各行其道，各尽其职，这也是提高效率之最有效手段。但这还不是人的目的，其是要把两面合起来成一体，若一体之两面默契融洽，也即情深，这状态必是对彼此，对社会都是最好的，故情深即文明。
 [ml2]中国人认为人是自然一部分，与自然一体，既是一体，就无所谓对立逆反，讲“天人合一”，故把最基本的东西说是“天”，天之所赋就是性，“天命谓之性”，天有天理、天道，在天命之下有人道、物理。物之理是固有的、死的，人道属心，是变动的。自然包括了物、人，人也就离不开物，物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仪。而饱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都是说人有禽兽之天然之性，别于禽兽在教，在治礼仪。教、治礼仪目的在求群合，求扩展求久远，故人生包含生与死两部分，别于动物只有生。
     [ml3]修：整治，治理。“修守战之具。”“乃重修岳阳楼。”修道便是整治道，他人之道，人己共通之道，亦即教人行道——行什么道，怎么行道。《中庸章句》：“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主，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品，按质区分之种类。等差。节，准则，法则。指一定的道德规范。“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这里是使动用法。
 [ml4]大同让人感觉人无甚差别而无视其异，人与人之大差别正是每一个小异累积发酵而终成，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空诸所有，心系一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君子慎其独也”，说诫慎专精。事物之变在一个“渐”，“渐”如水煮青蛙死而不知其因，甚或不知其死便消亡了。
人性是内，人道是形于个的，人所行之。
    [ml5]人所共有相同感受，便是性。这大概就是“侧隐之心，仁之端”的源由，这是人最是基本的东西。
侧隐之心源于诚，爱源于诚，行道求性成于诚，故中国人讲慎独，即欺己不欺人不欺事，演化出诚于做事，诚于做人之准则，只有诚才能达道，才能爱人，才能有爱，“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人，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之所圣，圣于常，圣于细微，圣于归纳总结演绎已，非出于虚无或天才，故中国人说人人可做圣人，担柴挑水扫洒皆有圣。
     [ml6]人贵能尽性，但人对己之性并非生而知之，须得学而习之，积而训之，渐而明之。随着知之增多，继而庞杂交错，愈不易知。所以又说人生就是一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当否，又在乎知之多寡深浅。人最难处在知己，然后是知人知事，是说只有知己，才能有正确选择。选择后便全靠无旁骛之“心系一处”之恒毅。恒毅之源在能乐其中，与之生情——成就感、归属感，故说情感更重要。父子相仇，在其父不能得其孝，子不能获其爱也。思想决定一切！思想即是心之所思所想，情重情薄之谓。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立”是立做一有德有用之人，不惑即知己而择决之专业。孔子尚四十才不惑，即知己，况乎我等乡鄙村夫，二十三十便言什么是我所爱所好，非此不为，岂不是千里之谬，自绝门径？！
    [ml7]物质是外求的，求源之内，源之于心，求欲求之，才会去求；求又有方法优劣之别，此亦由心来。故中国人讲本质，讲从根源解决问题，求治本而非治标。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人的一切欲望要与自然相平衡，共生共荣，而不能只顾了自己，无视于对方，故又说节欲。节欲还一个作用是让人能静能虑，方能有得。反对“笑贫不笑娼”是说人不能不择手段谋足于己欲。旧时农村红白喜事，艺人、剔头匠等下九流只能坐在下堂外侧，鄙贱之辈甚至不得入席。试想这样的人能合于众，得助于众，有所成就，有所快乐吗？是最大的惩罚。惩罚人最严厉之法就是使其边缘化。
 [ml8]蒋公之“反攻大陆”是为安慰大陆过去的官兵国民，让其有尚能回家之念想；“复兴中华文化”大概则是针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之政治反攻，是“反攻大陆”组织部分，不但要夺回大陆，还要振兴中华民族，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要做中国之领袖之统治，从军事上、政治上强化台湾国民斗志。
钱学森尚且大跃进讲过假话。钱老大概是，大陆在灭绝中华文化，本想在港辟一净土，穷图保存，无奈力薄，从长计议，把新亚书院合给今日之香港中文大学。避隐台湾，为台湾军官作此演讲，恐也心图中华文化能尽可能在尽可能多中国人心中留下印记，而非为蒋公效力罢了。稍有常识者，不可不知蒋公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因蒋公是由盛而衰，而非由小而壮，百孔千疮才被赶到小岛。
     [ml9]无主流，无所傍依，无所向往，则人心散，散则无力；图生存，又只得自私而谋，更无力，极易至亡。
作者：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