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昨天我讲《性道合一论》，说明人性能表现为人道，人道根据于人性，此“性道合一”四字，是否可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的形成，说出一所以然来，我也不敢确定，只当是一种拭探。今天要继续讲性道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文化本身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但文化也是回转来创造人。任何一种文化，其本身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理想，而且也该有一种力量叫人随着此理想而发展，而成为此文化体系中所理想的一个人，此之谓“文化陶冶”。今天我要讲中国文化中所理想的人，即是根据中国文化理想而陶冶出来的中国人。要讲中国人，该先讲中国人对“人”的观念，即什么才叫做人？在此方面，我们中国人却抱持一种特殊的观念。
    简单的讲，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从事实看，没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此一事实，似乎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论。但如我们今天都要讲独立，试问怎么独立呢？还是脱离人群而独立，抑还是在人群中独立呢？那就有问题了。又如讲自由，是在人群里自由，抑是脱离人群来讲自由呢？又如讲平等，也是一样。抑是在人群中争取平等？还是怎样般的平等呢？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了“独立”、“自由”、“平等[ml1] ”这几个口号，人人要争取，好像成为人类最高理想，谁也不能否认。但那些实际上都是要在人群中来争取。我今所讲，则是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与上述意义有些不同。
    在民国六、七年以后，有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中国人旧有的一套要不得，只有西方人讲的对。北欧有一位文学家易卜生，写了一本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娜拉，不满意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的家庭，离家出走，对她丈夫说，从今以后，她再不想在家里做一个妻，要到社会上做一个人。那时我们把此小说竭尽宣传，认为娜拉所说，便是最高新人生的指示。但我要问，她跑进社会做一个人，如何般做法？或者跑进医院当看护，或者跑时学校当教师，或者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商业机关中做事，她还是要在人群中做人。人不能凭空做，脱离家庭，仍不能脱离人群。不做家庭主妇，还是要做看护、教师、书记等，不能摆脱了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去做人。不能离开人群，一人独立自由地去做人。只有鲁宾逊漂流荒岛，始是一个人做人，可是他还带了一条狗。他不与人相处，还须与禽兽为伍。那条狗便是他忠实的仆人，与他相依为命。他还得要一把斧头，筑屋而栖。他还不仅要与禽兽为伍，还须与草木为伍。鲁宾逊不在社会做人，也得在天地万物间做人。中国人认清这一事实，认为人一定要跑进人群社会里去做个人，这就是人生大道。而且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也即是人的天性。鲁宾逊在荒岛，又有另一人跑去，他一定很欢喜。他在荒岛上住了几年，还是要回到人群社会中来。
    儒家孔孟所讲最重一“仁”字。“仁者，人也。”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又说：“仁，人心也。”人的心就喜欢那么与人世间相处。只此“仁”字，便是“性道合一”。
    中国人把一“仁”字的观念来看人，所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同胞(胞胎)，物吾与（与，同类）也。”又说：“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如说中国人、外国人，人总是人，不该有分别。又如说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岂不大家都是人？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讲便不同。如用英语，不能说China man，那是侮辱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十分不客气，不礼貌的时候，才会China man。他们说Chinese Japanese，American ，French，着重在上而后“国别”，不着重在人，“人”字只成了一语尾。若如我们说广东人，福建人，上面只成为一形容词，着重在下边的人字上。若把语言来代表观念，此一分别非常大。如果中国话通行世界，很易使人走上一条“大同和平”的路。
但中国人在人的中间却有种种不平等的分别。如说圣人、贤人、善人、君子、大人、小人、恶人、坏人，甚至于说“不是人”。中国人说“衣冠禽兽”，其形是人而根本不是人。后来儒家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人与禽兽之间相隔甚近，甚至不做圣人贤人，就变了是禽兽。孟子说：“人与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只是那极微小的一点儿，而中国人则特别看重那一点儿。在西方观念中又似乎并不看重这一点儿。如他们讲心理学，把一条狗，一只兔子，一只老鼠做试验，把狗、兔、老鼠的心当作人的心看待。固然狗、兔、老鼠的心也有与人心相类似处，但狗、兔、老鼠毕竟不是人，中间究是有几希之别。
    心如此，性亦然。孟子诘问告子说：照你讲法，犬之性如牛之性，牛之性如人之性，这中间没有分别吗？孟子则主张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愈能分明此几希之间的便是大圣大贤。这几希之间漫失了，便与禽兽不相差。这些“几希”之辨，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与兽与兽的相处之道有不同。人道与兽道之不同，主要乃在“人性”与“兽性”之不同。
外国人很少讲性，因此他们讲的道，也与中国人讲的有不同。耶稣说[ml2] ：“凯撒的事凯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耶稣是上帝派到世上来讲道的，他所讲的是进入天堂之道，讲人死后灵魂如何上天堂。至于社会上一切人事，他不管，由凯撒来管。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殖民地中的犹太人，是凯撒统治下的一群奴隶，耶稣只期望上帝来拯救他们，并也救了罗马人。现实世界的一切，他无可管，所以重在讲人的灵魂。直到西方文艺复兴，由灵魂返肉，又转过来重在讲肉体生活。中国人则注重讲人与人相处之一番“人道”，因此相互间有不同。
    要讲人与人相处，便要讲到“人伦”，又称“伦理”。蒋公提倡文化复兴的口号，把伦理放在第一位。人伦的“伦”字，也如丝旁的纶字般，两条线以上始有纶，两个人以上始有伦。伦是人与人相配搭。一个人跑进社会，不能不与社会中其他人发生关系。
    中国古人把此种关系分作“五伦”，即是说人在社会上大要有五种配搭，或说五种搭档。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称五伦。任何人一离娘胎，生下地，来到这世界，就得与父母作搭档。而且在人未投进此世界以前，这一搭档早已配搭上。上帝不会在荒野无人之地凭空掉下一人来。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自主自由，由我自己生。生命本身并不独立。而且也不是我要生在这家就生在这家，我要生在这国就生在这国的，因此人生也根本不自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有人提出“非孝”的理论来，反对中国传统所讲的孝道。因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个我，要生男生女都不知，究竟能不能生一个子女也不知，而偶然也生下一个我来，我和父母之间便可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这话究竟讲得通，还是讲不通？你且莫问父母究竟是否有意要生一个你，你且问你究竟从那里来的，你的生命由谁给了你。这且不管，你生下以后，还是不能独立的，还需要父母的养育和照顾。就你一分良心，要报答父母养育，就该有孝道。
    中国讲“慈”讲“孝”，其实还不都是讲的一个“仁”字。这仁字，也可说是我们人类的“心”，同时亦是“性”。其他禽兽同具生命，而或者未具此心与性，相差只在此几希间。中国人很“报本”，亦即是“报恩”。父母对我有恩，我该报。不仅在父母生前，死后还有祭，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管。我只自尽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这一番报本报恩之心而已。禽兽无此心，人性与禽兽性不同，因此人道也与禽道兽道不同。
    由于慈孝而推广到人与人相处的一番“亲爱”之情。人群中必需有此一番“亲爱”，始能相处得好。此一番亲爱的心需要培植，最好从家庭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情意上培植起。子女对父母能教，才会对其他人有亲情爱意。从人道上讲，孝不尽是为孝，不专是为自己的父母，这乃是人道之根本所在，这是中国人观念。西方观念有些不同[ml3] 。
    近代西方社会里，做父母的一开始就教子女独立，经济分开，子女有子女的一份。长大以后，要他单独自立，有一个职业。我曾游美京华盛顿，看到美国很多议员的子女都在街上奔波作派报童。他们家应有钱，不必赖子女送报为生，其目的就要教他们懂得要独立，这是对的。如果子女始终只懂得依赖父母，父母老是抚养他子女，这决不是办法。但天下事不能单从一头讲，遇到双方相异处，该有个比较，知得其间有得有失。人与人之间多有一番亲情爱意；此与各人生活能独立自由，把人与人的关系分开得远一些，当他是一小孩时，便让他知道要独立要自由，一方偏向在理智上，一方偏向在情感受上，那是不同的。但不能一方全对，一方全不对。
中国文化重仁亦重家。分别此一番心情又可有等级。最先第一级是“爱”，如爱动物，爱花草树木，西方人教导小孩也很重这些。爱的进一步始是“仁”。仁是对人与人而言，此一种心地则较高。更进一级是“亲[ml4] ”，亲比仁更进，人可以有爱而不仁，也可以能仁而不亲。所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三个字在中国人用来分量不同。若只说“博爱”，却用不到父母身上去。人对父母须懂得一“亲”字，连仁字都不够。这些分别，须从各人自己心情上去体贴，空讲无用。中国人看重“父子”一伦，讲孝道，其主要用意在教人懂有“亲”。能亲自能仁，能仁自能爱。这里可以奠定人们做人的基础，养成他一种良好而高贵的心情，然后推而至于对家庭，对朋友师长，对社会国家，对于全人类，到达一个理想的“为人之道”。
    “君臣”一伦，现在是民主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了。其实君臣关系仍然是有的。没有了皇帝，有大总统，一样是君臣。除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之外，学校角校长，在学校当教师、当职员，他们和校长之间也是一种君臣关系。公司里有总经理，军队里有总司令，工程团体有总总工程师，社会上各种行业组织都有上司下属，亦即是君臣关系。就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有君臣关系的。君臣一伦，不是教我们服从，而该是讲一个“义”。中国古书上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君臣一伦，主要在讲“义”，讲应该不应该。所以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社会上一切事，总该有一个出令的，叫别人去做，这样就成了组织，发生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该建立在义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都是义。在此君臣关系之内尽可有自由。你在这个公司做事不满意，可以退出。在这个学校做事不适合，可以走。在这个政府做事不称心，可以辞。不做官可以去做生意，不做生意可以去教书，任你便。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古尚如此，今更当然。此与父子一伦不同。大家也许听过这样的话，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骂定此两点是中国人从前的封建思想，所以“孔家店”就该打倒。其实此语既非孔子所讲，也非孟子所讲，又不是孔孟门徒儒家所讲，而系出自战国策人王斶所言。其实此亦非不合理。社会上历史上，自有忠臣，自有烈女，只要合情合义，忠烈只该有歌颂，不该受诽笑。
    古人又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多面手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此所说男女有别，并不是指男女授受不样言，乃指男女结为夫妇才是有分别。这是说，这一对夫妇要和其他别的夫妇有分别。中国古人又说：“人伦之道，始乎夫妇。”因有了夫妇，始有父子，人与人有了相亲之意，才能讲到义。近代西方也一样，也认为夫妇该有别，离了婚才可以再结婚。禽兽也有雌雄，但无婚姻，无夫妇，即是无别。
西方人亦讲夫妇有别，但没有中国人讲的严格。一个家庭可以有五六个孩子是两三个父亲所生，或者是两三个母亲所生，这就不如中国家庭的单纯。但中国家庭似乎偏于看重了“夫”的一面，乃受今人訾议。如中国古代有“七出”之法，可以作离婚的理由。丈夫可以在七个条件中离婚，“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恶疾，六多言，七窃盗。”第一条当然最重要。南宋诗人陆放翁夫妇情感很好，可是放翁母亲不喜欢她的媳妇，放翁就只好跟她离婚了。可是陆放翁一直怀念着她，所填《钗头凤》一词，流露了他的感情。此因中国人把五伦会通作一个道理看，主要在不以此伦害彼伦，贵乎能以此伦通彼伦。所以说“孝衰于妻子”，是以此伦害了彼伦，便不好。又说“事亲孝，可移于事君忠”。同样是一种性情流露，便是以此伦通彼伦了。其他六伦出妻的理由，都为着顾全家庭。多言有害家庭和睦，所以被出。但亦有三个条件不得出妻，“一是有所取，无所归。二是与更三年丧。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当你娶她时，她有家，你和她离婚，她仍可回娘家，仍可再嫁，那不要紧。若她没有了娘家，无可归了，便不该离。你娶了她，如你父母丧亡，她和你同守三年之丧，你不该在你父母丧后再和她离。第三个理由，当初你娶她时，你还是个贫贱人，现在你富贵了，便不该离。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她陪你同吃过糟糠，你有良心便不该和她离婚。以上三条件，皆是人的“良心”问题。良心不许可，不待再讲法律。单从男的一面讲，有可离的条件，也有不可离的条件，这也不算得太过不平等。若说为何“七去三不去”只从男的一方讲，没有从女的一方讲，那是古今社会不同，却不是故意看不起女的[ml5] 。
     伦是讲的“长幼”。长幼守秩序，最好从小孩时在家庭中教起。从前中国旧礼教，小孩吃一块糖，总是告诉他们，小的让大的先，从他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就培养这种长幼有序的观念。现代教育不同了，说要发展个性。小孩在家中最纵恣，一盘糖，可以抢，可以打架。大的应该让小的，这也是一新秩序。但从心理上讲来，从小养成他纵恣习惯，占便宜，大了要变却是难，小的吃些亏，后来逐年长大，却感到舒服。要大的吃亏，愈大愈吃亏，却有些不自然。有人说，美国社会是“年轻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照中国人想法，人到老年，快近坟墓，他已经奋斗过一场，该让他较舒服些。人生有一好收场，这也是人人内心所要求。中国人总是讲尊敬老年人，老年人舒服些，也不见得小孩会进地狱。小孩没有教育，尽在天堂，他从来不知“弟恭”之道，长大了也不一定能“兄友”。中国人的“兄弟”一伦，也有它理由的。
“朋友”一伦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爱。
    一个人进入社会，有此五般搭档，但也不尽然。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父母做搭档，或许待我该做父母了，未必有子女。所以中国人多讲了子孝，少讲了父慈，此亦是一理由。而且禽兽也能慈，孝则禽兽所不能，“人”“禽”之辨在此。所以中国古人更重讲“孝”，胜过了讲慈。
人性中亦兼有兽性，人性、兽性同出于“天”，同本于“自然”，兽性也不全是坏。譬如开矿，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人性中浮在上面粗处的便是兽性，深处乃见人性。此须人自己好好来开发。可能在人性中兽性占了十分之七、八，人性只占十分之一、二。荀子讲人性恶，他只把那七、八分的兽性看重了，却把一、二分的人性看忽了。如放一堆糖，看小孩们抢不抢，他们当然抢。反不如撒一把米在地上，让鸡跑来吃，各吃各的，抢得不如人剧烈。这因人的心智复杂，不加教养，人类中的兽性可比兽类更可怕。
中国古人又说：天、地、人，三才。天地能产生万物，人类能创造文化，但人类也从天地自然而来，不能有了人没有天地自然。现代科学发达，人却说要征服自然，人本身即是一自然，自然如此能征服？人类智力到底有限，我们只有因任自然来发展人性。可是人性中夹带兽性的分量多，我们要从大量的兽性中把少量的人性挖掘出，这项工作就要靠“教育”。教育不专限在学校，应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辅而行。
    中国的五伦，也都是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五条人生大道。这五条大道，对人生讲，一条也不得。人一生下，就有父母一伦是第一条大道。长大成人，结婚有夫妇一伦，是第二条大道。到社会做事，就有君臣一伦，是第三条大道。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普通的是长幼之别，特别是朋友，这是第四第五条大道。那都是非常具体的。中国古人称之为“五达道”。这五条大道，到处可通，故称“达道”。那些道从那里来？都从人类天性中发展而来。若不是人类本有此天性，也不能发展成大道。
    或许有人会问，既是道原于性，何以有无道之人，有无道之世？则因人性兽性相杂，率兽性为兽道，率人性为人道。人贵能发展人性来主宰兽性，领导兽性，便能从自然中发展出人道。中国五伦之道正是如此。兽性同有生育，“孝慈”则人性所独。兽性亦有交配，“婚姻”则人性所独。若使人群相处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则人道自然昌明。此“亲”与“义”与“别”与“序”与“信”之五者，都是人对外，主要是人对人的行为。行为发动在人，主宰在人。行为不仅影响了外在的对方，亦影响了内在的自己。如你对父母尽孝，父母接受也好，讨厌也好，而自己道成德，确然成为一孝子，受影响的主要还是自己。对朋友讲信，朋友信不信你不一定，受不受你影响也不一定，而你自己一定会受到影响，使你自己成为一可信之人。所以一切行为在对外，而影响必然及自身。“德者得也”，行道而于己有“得”是为德。
性由天生，德由己成。如我性喜音乐，本不自知，及在某一场合跑进了音乐的天地，才知自己喜欢音乐。音乐对我有安慰，我对音乐有享受。自己虽不是一个音乐家，却知自己确有音乐的爱好。这一爱好是你的天性，若能常守勿失，也即是你的品德，你是一音乐之爱好者。所以德亦由性而来。
    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此所谓性，乃指的人性。如饥寒饱暖是身体上的事，此乃人兽所同。道德行为在外而固能深入人心，更有把握的是在内部深入己心。因道德由己心发生，还能深入己心，在心里再生根，这就有了生命，成了德。中国人分人的高下，不在吃饭穿衣上，不在做官营业富贵贫贱上，只在其人之“品德”上。若抹去了品德，仅在法律上求平等，则有财富强力就是优，没有财富强力就是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套理论，只能应用在生物界，却不该应用到人类。优胜劣败是自然，人类有了文化，自应有更高理想，不能仅如一般生物尽来争个优胜劣败。德国人自认他们日耳曼民族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应该来统治世界其他的民族，结果引起世界大战。可知人类优劣实应另有标准，不能专把财富强力来分。中国人讲五达道，这一文化理想比较还是高一些。
    讲五达道，同时要配以智、仁、勇“三达德”。“智”是智慧知识，“仁”是人与人感情上的厚意，“勇”是勇往直前。古人讲忠孝、讲仁义、讲道德，也未尝不知要讲这些道理实际上会遇到困难，所以要讲五达道，须运用智、仁、勇三达德来求实践。
    今天大家要讲独立、自由、平等，但人类社会上平等很难找，只在法律之前，在上帝意识中有平等，此外显然有种种不平等。若只在法律之前有平等，只要不犯法，也就不见有平等。若在上帝意识中有平等，不到死后，也还是无从讲起。若说独立、自由，在专制政治下争自由，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争独立，固是对。在社会不合理状态下争自由、争独立、争平等，这也对。若在合理状态下，人生之真意义、真价值，则并不在这些上[ml6] 。
    上面说人要在人群中做人。若在一个五达道的社会中，人生应有更高理想，更高向往。争独立、争自由、争平等，都是争之于人，要向外争。奉三达德，行五达道，则贵能“反求诸己”，自尽在我，不在向外争取。道德最自由，谁也不能禁止我。道德又是最独立的，因道德只在己，不靠外面。道德亦是最平等的，有德无德，不论外面条件。讲道德只是讲做人。人人都有能做，并由一人自己单独做，所以是最平等、最自由、最独立。要孝便可孝，要忠便可忠，只要你自尽此心。有人说，真理等于一张支票，到银行可以换到钱的是真理，换不到钱就不是真理。像岳飞、文天祥，虽然耿耿精忠，可是他们自身死了，宋朝也亡了，这个忠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但中国人讲真理，尤其是人生真理，贵从各人心上讲。“自尽己心”，即便是真理。只要人心不死，即是真理常在。这也不是西方哲学中所讲的唯心论。此刻讲的是人生实践。父母冷了，得设法找衣服给他穿，中国人讲这一番理论，说深也很深，说浅也很浅。古人常以射喻，射高了或者谢低了，不能怪靶子放高或放低，只是你射的不准。父母就像一靶子，行孝就像射一箭过去，射错了，你虽然在尽孝，可是还挨父母一顿骂，这该怪你孝道没有恰到好处，所以还要反求诸己[ml7] ，尽其在我。我只尽力做到我的一分，外面的不在我掌握中，我可不管。
     从此深进一层讲，我们就该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人性善”的信仰。刚才说，人也有兽性，但经过文化陶冶、教育薰蒸，可以变化气质，教人人向善。子孝可获得父慈，兄友可获得弟恭。人心有感应，我以此“感”，彼以此“应”。整个社会从一个人的心感去，不要短视，不要狭看。如岳飞是一个忠臣，在当时，他并没有感动了宋高宗和秦桧，他似乎白死了。文天祥也一样。可是我们当知，人类世代不绝的传下，有些感应，不在当时，而在久远。他们的忠，不曾保存了宋代，却保存了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长久绵延。他们的一死，影响到后世，作用太大了。中华民族到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虽在当身历尽艰辛，却该有一个信仰，奋发有为。这是接受了长时期的历史教训，黑暗之后必会有光明来临。台风过去，依然是光天化日。别的民族，正为缺乏了这一套深切的信仰，失败了便翻不起身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争富争强，在人生大道上就错了，自该失败。失败后保有另找出路，从头做起。中国人这一套文化传统，有时也遭挫折，但可保持它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ml8] 。此种精神，不仅存在于此时此地，也仍然存在于大陆同胞的心里，他们也会相信共产政权必败，黑暗必会过去，光明必会再临。这一种伟大的民族自信，即是我们文化的力量。这一文化，乃从一个一个人的真实伟大的“品德”而汇集积累成为一种不可破之大力。
     诸位或会问，中国人是不是过分看重了品德，便不看重事业呢？这也不然。人总是要死，我们不能要求死，但死了而犹有不死者存。又不是存在在另一世界，仍存在在此社会上。此种不死，中国人称之曰“不朽”。人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次序如何排定的呢？“立功”只是一时贡献，“立言”始是万世教训，更高过了立功。“立德”则只在一己。上面说过，只是反求诸己，自尽我心。如岳飞、文天祥，也只是立了德，并没有立到功。但我们讲到大道，立功须有外面条件，有机缘配合。立言更难，所以说“孔子贤于尧、舜”，又说是“天纵之大圣”。那亦有条件，不是人人可能。天生聪明且不讲，如你是一个生在乡村的小孩，没有机会进学校，有的进入小学不能进中学，进了中学不能进大学，大学毕业不能留学，在这些条件下，一步一步被淘汰，难道在外面条件下被淘汰的便都是下级人，或不算人了吗？若你要做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社会固然需要但不能人人能之。做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大科学家，为社会造福利，建功业，也都要外在条件，但比较易一些。只有立德，是没有条件的，人人能之。所以中国古人把“立德”奉为第一位[ml9] 。
立言何以最难呢？中国几千年只有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的言论可以传诸百世，放之四海，但到底是太少了。人不自量，若我们高抬立言，人人想走这条路，到底走不上，徒增许多空言，或有一些完全不对的废言，甚至会如洪水猛兽般为害社会。所以真能立言的人并不多。立功比较实在，人人共见，管仲就受到孔子的赞扬，因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有大功劳。历史上立功的人也比较多，立德是人最基本的，但又大家可能，这才是“人生大道”。
     今再问：立德何以能不朽？如孝行，是人生社会永会保留着不朽的，我们的生命与孝行结合，这就是不朽。忠与信与义种种诸德都如此。一个民族文化，亦需要此诸德结合，才能不朽。若仅有生命而无德，那只是兽道，非人道，根本不能望有文化，更不论文化之不朽。中国文化之伟大，为其能建立在人类崇高之品德上。如岳飞、文天祥，他们今天仍然活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若我们把世界人类历史细细比读，作一统计，究竟那一个民族包涵此种崇高品德的人最多些？我想只有推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提倡立德之所致。立德最易，而能最受中国文化之重视，此即中国文化之伟大不可及处。
从前陆象山说，“使我不识一字，也能堂堂地做一人”。人能与天、地参，与天、地合称“三才”，能堂堂地做人，便可顶天立地。善人也好，君子也好，大不也好，圣贤也好，估人该是我们人生第一个目标。能做一人，再能做一番事业，更好，但那是第二个目标。在事业中有立言一业，可以立言垂万世，那更好，但只是第三目标。
现在我们都把中国古人这一次序颠倒，大家都要求知识，都要发挥自己一套思想理论，要做一个人中最难的立言者。认为不得已而思其次，才到社会上做事，去立功业。立德则被人人看轻了，认为没关系，不值得重视。人人“可能的”不重视，却重视那不可能的，实是颠倒了。唯其太看重了不是人人可能的，于是要向外面争条件、争环境，怨天尤人，而结果还是自己作不了主，徒生苦痛，增不满。此实与中国文化传统背道而驰。把一切责任都推向环境，说环境不好，这也无奈何。
宋朝亡了，元朝入主，一批流亡者在路休息，看见路旁有一棵果树，大家都争去摘果子解饥渴，有一位讲理学的先生，他不肯摘。别人说，那果树无主，任何人都可摘，你为何不摘？他却说果子没有主，我心有主，我不能随便摘。那人便是许衡。后来蒙古王朝请他去教蒙古一辈贵族子弟，中国社会也总算得了一些救。天下大乱，每一人的心可以不乱。天下无主，自己一心仍可有主。不乱有主的人多了，社会自会平息，拨乱反治，由此而起。
     照中国人道理讲，每个人好，世界也就好。否则河清难俟，要等世界好了自己再来做好，只有毕生不做好人之一法。自己不做好人，还要告诉儿女说，世界不好，你也且莫做好人，会自吃亏。如此一代一代传下，人愈来愈坏，社会风气积重难返，如何得了。但仍有一条路，仍只有每一人各自先做好。天下纵乱，那五达道还是摆在前面，你不是依然有父母、有君臣、有夫妇、有兄弟、朋友那五伦吗？
但要懂得如何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智”。要肯要愿去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仁”。要敢去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勇”。我们要凭此智、仁、勇三达德，始能来实践履行此五达道。让我们各自拿出自己的大智大仁大勇来，在此五达道上向前，国家民族自会得救，我中华文化传统也自会复兴，自会光明灿烂，永远终极。我们且不要舍其易而谋其难，舍其近而求其远，各自就眼前的五伦做起吧！P19-39
 
 [ml1]人为什么非得在人群中生活，信徒、僧侣、道士亦不例外？原始社会也是从小群生活开始的，虽有点似群婚，但亦是母系社会，继之部族部落。那是人主要以守猎为生，一个人战胜不了稍大动物，这一方面随着人数量增加，比人弱小动物渐次不能满足，另也得防御大动物的侵扰残杀；另一方面，人类欲望不断升级，索取掠夺于自然之能力的提升，分工有利于提高技术手段提高，熟则生巧，每个人长期专于一必能生巧，形成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产出。分工的最终目的是要产出更多，即分工是为合成，任何不能合成的分工都是无效的。合成后面就是统一，就必得有群，由此也产生出“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利益分配原则，人类的幸福并不以绝对值而是相对数——幸福指数来权衡，又抑或可以讲以一个人对群体贡献，从群体中分得和利益多寡来权衡。人往往出问题就出在没把“贡献与利得”是一逻辑关系，而单看重追求后者，因此萌生出阴谋、欺诈等不当手段之不择。就西人发明的经济学，也有个帕累托原则，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去获得利益，合作共赢。中国人更高明些，不从结果去教导，教人要以贡献多少为人生出发点，讲立德、立功、立言。独立、自由、平等等等一个原则是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以一个人对群体贡献-得利差额多少来判断这个人好坏，正值时为好，负值时为坏，值越大越好，越小（小于零）越坏。
      [ml2]耶稣是犹太人几近被赶尽杀绝暗无天日情况下创立，给犹太人在绝望时仍保有一种希望，精神力量。现实异常残酷——几近灭种，已找不到一种藉慰光明，但又无力改变现实，叫人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故说耶稣他也没办法，只能管上帝的事——灵魂入天堂，生时虽然艰辛痛苦，但死后会幸福，你们就去追求这个幸福吧。至于现实的事还是你们自己打理，我也没办法，把现实与精神分开。而中国人则是强调天人合一，现实与精神合一，一切通过自己来努力。也因此说，耶稣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注重人生现实的。
 [ml3]中国人一切——从生、培育、做人、做事、社会规则诸等都从家开始，围绕家来制定，因为家有个很好前提，人从生于父母，育于父母，有个恩在，恩的另一面也即是威，便于进入社会的一切技能智慧进行从白纸到完美画卷言传身教的教育与传授。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家文化。因而有“克己复礼”之新文化运动之束缚。西方人不同，自幼教子女独立自由。单从教育效率看，一个人自学跟从师而学，无疑后者要好得多，精神也愉快得多——少碰壁，少痛苦，又在父母温情关怀下成长。中国人也教人要独立自由，独立自由才能创一番天地，但要在你知道独立自由本义及基本要求之后才给你独立自由。费孝通之《生育制度》、《中国士绅》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或者可以理解为，爱乃你爱好，仁为两人，处好与人，亲则知恩报恩，知其所爱仁之所以然，这由不得你好不好，想不想，照西方人讲是理性，但中国人要求这种理性进升为一种不自觉，近乎爱的自然而然。
     前说中国文化就是家文化，而中国又是父系社会，必须维护这个家的稳定和睦，稳定和睦大多受婆媳关系影响，故会要求多点，也是舍小存大的无奈。另一方面，对女方要求都是较简单的，说得简单点，只要女方基本能遵守社会通则就不至被离。对男方要求却是极严深的，无所归不能离，同甘共苦过不能离，包含了很多内容。
     [ml6]争独立，争自由，争平等这话本没错，关键要弄清楚定义标准，在什么条件下。学生在学校体育锻炼伤了身体，要学校负责，教育部专门规定“老师有权批评学生”，家长无权打骂子女，雇员要与领导平起平坐，自己犯了错误，责问领导批评措辞不对，组织要完全的言论自由，诸如等等，一有个条件，有个度的问题，二整体长远的影响问题，譬如假钞问题，银行规定现钞柜台当面点清，有人回去才发现有假钞，追究银行，除非有特别充分证据，法院都判银行无责。银行是不是绝对没出过假钞？每个银行应该都不敢说。但如果判银行有责任，可能银行就不用开门营业，整天跟试图以假钞谋利之徒吵架打官司不忙不过来了。成年人没有批评教育尚且不行呢，何况小孩。再说小孩要是能讲理，就不是小孩了。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凡事有当然、应然、必然、应当，而不应该全都以必然来判定。
就说公平，有机会公平，结果公平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在机会公平或结果公平下又有不同层级的定义标准与判定方法。
    [ml7]孝以得父母欢心为本。
     [ml8]一个可行的系统计划在相当长期内基本的东西都不会变，看似不动不变，无所新意，它所需要的是渐次把一级一级台阶建设好，也是一个熟练稳定提高巩固的过程，很简单的例子，开车是个技能性没有多少知识的事，不少人都说开车不是很简单的事吧，跟自行车、摩托车大同小异，开二圈就会了。此话不错，你能开着走，但就算同是开了几十年车两个人，不说事故车损，就坐车人感觉也悬殊很大。另一类，想什么做什么，今天不管或管不了明天事，对了朝前走，错了掉个头换个向，看似日新月异，创新无限。
信仰是经过无数次多层次多方面检验正确的本质性的东西，偶然的成功是经不起推敲历史检验的。有人说，当今是连常识都怀疑的时代，死活在弄把树变成铁，可以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事，那叫瞎扎腾。
      [ml9]人人能之者，正是人人难以为之之事。做一件好事，是人都能做，做一辈子好事，则是圣人。
人类价值标准也会有变化，当下是功，过了若干时候可能就是错甚或罪，反之亦然。也不能把“立功”放在最低的一个原因。功是结果反映，如果光有好思想，不能转化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福利，就没有意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故又不能不讲“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