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未产生有宗教，而教育则为中国人一向所重视。我们亦可说，中国社会之有学校，即已代替了其他民族之教会，而中国社会之师道，也已兼尽了教会中神父与牧师的职责。
中国古谚相传，“天、地、君、亲、师”，“师”与天、地、君、亲并列为五，可见中国人对师道之重视。无天、地、君、亲，人不会出生。无师，人      不会完成。“尊师重道”，乃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有精神。而中国社会，亦以师道为中心而维系。所以说“作之君，作之师”。但君主政统，师主道统，政统不容不变，道统不容中绝。因此，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毋宁是道统更重于政统。因此孔子弟子，也要说“夫子贤于尧舜”了。
孔子可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人，因此孔子最受中国人尊敬，而孔子亦被称为“至圣先师”。正为孔子乃为中国社会首唱“师道”。孔子是一个师，而同时又是一圣人，中国人理想中的“圣”，同时便该是个“师”。而为师者，在理想上也该是个圣。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著精神之点，正好把孔子来代表。
    唐代韩文公作《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三项，实已包括尽了为师之三大任务。“道”有“天道”“人道”之分。人道亦从天道来，人固不能违逆或超越天道，而自有其所谓道。但在天地之中而生有人类，在人类自身应该自有人类的一番道。因此，为师者之最高理想，必能学究天人，通天人之际，守先待后，把此道来永远传递给后代人。用现代语讲，为师者，应懂得宇宙原理与人生原理，并应懂得此两项原理之相通相合处。这就包括了宗教信仰和伦理哲学，和科学知识之三方面。才能完成其为师传道之大责任。
    其次是“授业”，此“业”字，并非如现代人想像，专用来作个人谋生的职业解。此业字，应该指的是“学业、事业”。人生在世，各应经过一番学问，再把他学问所得来贡献于斯世，这即是事业。因此，学业乃事业之体，事业乃学业之用。此二者，仍只是一业。此一业，实为人生本职，因此亦可称“职业”。中国俗语又称有“行业”。各种行为，各种职守，都应由各种学问，而成为各种事业。师道相传，并非空洞的传那道。在道之中，便包有各种业，因此中国人亦称为“道业”；亦可称“道行”。道业有大小，道行有高低。总之是全靠师者传授。梓匠、、轮舆全是业中亦全有道，因此，梓匠、轮舆也各有师。
    再次讲到“解惑”。人类历史不断地在变，社会情况，时代背景，各有不同。人之才性与遭遇，也是千差万异。于是该守何业，该遵何道，在此上易生惑。生乎今之世，未必能行古之道，禹、稷、颜回亦不同道。所以孔子教人，于学外兼重“思”。遇惑故须思。师道又重在能为人解惑。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若仅温故，不知新，便不能尽为人解惑的责任。
    由上说来，师道至高，试问谁人能尽得此师职？因此，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孔子也只说：“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因人道绝对需有师，而师道难尽。故即孔子，也只有一面教，一面学，中国古人又说：“教学相长”，便是这道理。
    但师道虽如此般重大高深，我们也可从其最切近外讲，师道最切近处，只在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要我自己诚恳、忠实、想好好地做一人，孟子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那叫做“能自得师”。他既能自得师，自能懂得推己及人，如何去引导人，劝戒人，教人好好地做一人。因此师道却又是人人皆能，只需有一个起码条件，而此起码条件，却同时已是为师之道之最崇高的目标了。
    《中庸》上也说：“执柯以伐柯，其则不远。”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终不可以为道。”人道既不远，师道也自不远人，只要自己先办一个“必得好好地做一人”的诚心和定意，从来也没有先学养子而嫁的，那他算已是具备了一个为人师的资格了。
    然而此事又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其实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诚心想好好地做一人，但不知他这一番诚心便已具备了为人师的资格，因此说：“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有些人，刻意求之太远，即就中国史来讲，孔子以后，百家争鸣，在他们，莫不有一番绝高的大理论，像庄、老，像申、韩，忌不都是吗？但若真想要拿他们这一番道理来教人，尤其是教育青年们，那就毛病百出了。试问如庄、老，议论尽高，但如何好把来真个教育青年们照此道理去做人？从前秦始皇最佩服韩非，因此赵高便拿韩非讲的道理业教始皇爱子胡亥。胡亥一脑子只懂得这般人便该黥，这般人便该劓，这般人便该具五刑，甚至夷三族，结果秦朝就亡在胡亥手里。因此理论尽高，知识尽专门，但有时仅止于此，却不得为人师，这便是所谓“贤者过之”了。即如庄、老、申、韩，也不该一定说他们不贤，但他们到底是不该为人师。
    到了汉朝，渐渐懂得这道理，他们便专拿孔子之道来教人。但孔子之道虽记录在书本上，严格言之，书本上所记录的，却并不便是道，最多只好当是一些道的影子。若论道的本身，则该在人身上，该在师身上，所以说“师严而道尊”。又说：“道不虚行，存乎人。”若移开了师和人的本身，而专指着书本上的影子来教人，便易于糊涂影响了。汉代许多经师，有些专讲经书里的训诂和章句，他们不免把道的本真忽忘了。因此，遂有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其实经师须是一专家，非皓道穷经不易到，而人师则只须朴实头地，略通经书大义，以身作则来教导后进便得了。可见所难者并不在此而在彼。
    此彼，师道更见黯昧，于是佛教遂传达室入中国，大受一般社会之欢迎。这可以说宗教代替了教育。下到唐代，以诗赋取士，诗赋也没有教育意义。因此遂逼出韩文公来盛唱中国传统之师道。下到宋代，理学家们，遂开书院讲学之风。于是中国传统师道，重见光昌，而释、老、功利、辞章，都不被认为是师道之正宗。
    又下，由明入清，清政权是异族入主，他们只希望中国人全做顺民，全做守法遵令的老百姓，却不喜欢大家认真好好地做个人。一般学者受政权压迫，埋头到故纸堆中去，他们只想学汉代的经师们。中国传统师道，在此两百几十年内，可说又重告衰微。
    这下面要讲到近代，清政权推翻了，西方社会的一切传入了中国。在西方，本来是宗教代替了教育的。直到现代国家兴起，他们才把教育权从教会手里拿过来，转移到政府手里，便有他们所谓的国民学校。至于西方的大学，则专重在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亦与中国传统教育理想不尽同。此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以前在大陆，中小学教育，是有一些成绩的。但中小学的教育宗旨，只在教育国家公民，其次是传授智识，练习技能，好为青年们预备将来谋职业。青年们进学校，渐渐只注意在为他们各自的将来打算条出路。而教师呢？在社会观念上，也渐渐成一种职业，也只是中年以上人谋生的一条出路而已。因此，教师只成为一稗贩智识者，他教的是书本，或技能；学生呢，也只是在书本上技能上学，教师与学生双方，在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日见生疏。于是，师与道，便显然地划开，成为有师而无道。换言之，是只剩了教育方法，而没有教育精神。
    而中国从前的师，大多是开门授徒，私家讲学的，民国以来，教师全受公家给养，论职受薪，与政府公务员并列，成为所谓的公教人员。换言之，教育也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手里去，教师既是政府任用的一人员，自不能再有所谓“天地君亲师”的地位。又因于政治不上轨道，战乱日兴，再经国外侵略，公教人员薪给日薄，教师既仅是一职业，而此职又所得极微，教师的心情日见低落，教师的生活日陷困窘，而教师的地位也日受人轻视。这一个大转变，较之前清时代更形不如，这却值得我们惊心动魄，深切注意的。
    现在说到香港。香港处境，又与大陆不同，便香港毕竟仍是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仍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卜测香港社会之前途，这是绝对无疑的。纵说在香港的青年们，都是急于谋生业，争出路，但教他们如何好好地做一个人，也不会妨碍了他们的生业和职业。当知任何一种职业，都得由人去做。若使整个社会，一般青年，都不懂得如何去做人，那如何能叫他善尽其职？而此一社会之前途，也就不问可知。而且在香港的每一家庭，为父母的，又谁不希望他们的子女，能懂得好好地做人呢？问题是没有这样一套教育教师受人轻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有办法，便不肯干此勾当。社会不懂得尊师，为师的也打不起精神，于是师道日消沉。而社会因亦更不懂得师之该尊。如此辗转互为因果，每下愈况，受损害者，则是青年们，是我们的社会前途了。如何来解开此连环结？就中国传统师道言，师道之自觉与自尊，实该由教师方面自动警策。
    教育本是一种精神事业，上承往世，下启后代，不仅青年们的前途，操在教师手上，大而言之，文化传统，民族命运，亦胥赖教育界之维系与光宣。今天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香港又是处在极特殊的环境中，我们教育界该如何自尊自重，如何自奋自发，对教育事业抱信心，对青年前途抱热忱，在于此种信心与热忱中，自会激发出一种快乐的责任感。而此种快乐，则决非金钱和其他种种物质报酬所能换取。而且教师们自身人格之提高，更已是在其本身有了一种无上之收获。当知作育人才，光宣文化，此是何等伟大的使命？而愿意来担负此使命的，同时其本身却成成伟大。一切的一切，都不应也无从把外面的物质条件来衡量。而且此种精神一经兴起，如向斯应，中国社会上尊师重道的旧传统，与旧观念，必然会迅速复活。这里面的转捩点，则只在为师者之一念改变上。
    救救我们的儿童吧！救救我们的青年吧！救救我们的社会，来重新光辉我们的文化传统吧！师道、师道，愿我们群策群力，一心一意，先把中国传统师道来重新建立起。
作者：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