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陆正在忙于“落实干部政策”，想解放一批干部出来做事。老是讲阶级斗争不干活确实不行，而一些老干部没事做已近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再不干活，“寿已老矣”，也很成问题，所以也很着急。官员老没事做，就像运动员老是没球打，鸦片鬼老没鸦片抽一样，真闷得慌。
    我的朋友，原社会科学院行政局局长老田，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也是闷得慌的一个，极想站出来把自己狠批一顿然后得到“工作”。可是，他已检査了好几次，还是没“过关”。
    我属“职工”，不属“干部”，不在“落实政策”范围。所以当干部们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不断检讨——接受批判——再检讨——再接受批判一直到大家满意的过程中，我倒成了闲人。我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局长突然来找我，老同志找到我们的又乱又挤的单身汉宿舍真不容易。我和田局长因为在河南“五七干校”混熟了，所以可算是老战友和老朋友。不过，他只承认是朋友，不承认是战友，他说，我们的八路军才算战友，劳动改造算什么战友？！他提了一小篮子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一看，篮子里有花生、鸡蛋和若干苹果，这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我到北京近十年，恐怕还吃不上十个苹果。至于花生，我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毎次想吃的时候，只能买一两，但局长这一送足有两斤。至于鸡蛋之贵重就更不必说了，我的一个月工资才能买三十斤鸡蛋。不言而喻，这自然是给我的礼物，老局长兼老战友这么关心我，使我感动得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田局长是个爽快人，对我很信任，开门就见山地说：“这些东西让你增加营养。今天有一事要求你帮忙。我已经检査了三回，到现在还通不过，他们说第四回还通不过，就得以 ‘夹生饭干部’处理，我就不能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且还有危险当‘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可是关键时刻，你是秀才，这回可得帮帮忙了。”我一听就着急，恨不得为老领导兼老战友两肋插刀，这于党于国家于人民于他于我都有好处。
“那么，他们对你的检查为什么不满意!”我问。
    “唉，要大家满意，首先就得大哭一场，那天郑副局长通过了，还不是大哭一场，哭得死去活来，人家就说他深刻。我在老郑前面作了检査，就没想到这一点，下一回我一定大哭，没问题。但是，他们还说我对自己的错误批得不狠，还是怕丑怕疼。其实，再丑再疼我也不怕，就是水平不够，哭得不够。”他说。
“那么，你的主要错误是什么?”我问。
    “他们说主要是势利眼，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对下级群众漠不关心。他们说我有两副脸孔，一副是对上级的，这是笑嘿嘿的菩萨脸；一副是对下级的，是冷冰冰的恶煞脸，阎王脸!”
    “这已经批得够狠的了。”我说。
    “他们说不狠，狠就得挖阶级根源。可是老郑出身地主，一挖就挖到根，一挂就挂上树，当然是受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当然深刻。可我出身城市贫民，是个穷光蛋。穷光蛋没钱没势，怎么和势利眼挂上钩。”他委屈地说。
    “虽然出身于被剥削阶级，但也可能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你再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是剥削阶级?”我启发老局长。
“哦！我的老婆出身有点问题，她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出租土地就是剥削，可她好像没怎么影响我，倒是我常常影响她，还打过她。”老局长感到有点麻烦。
    “她做什么工作?”
    “她一直在我们这个小胡同里的街道委员会工作。”
    “在街委会工作等于没有工作，一个家庭妇女怎么会影响您这样的老革命，这恐怕说不清也通不过。你还是再想想别的关系，包括远一点的关系，例如表叔表舅表姑表姨甚至表兄表弟表妹表侄之类等等，能沾上边就行。应当站得高看得远一点嘛。”我又启发老局长。
    “说得对。我的表舅公当过一年警察，虽然就管两个小胡同，一家小店铺，但也属于旧职员，上纲起来也算伪官僚。警察可以说就是势利眼，对了，就算是受他的阶级影响!”他兴奋地说。
    “算找到根了。”我也兴奋地说。
    “不过我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他好像对我说过，我们这种穷警察，没什么地位，只能看上级的脸色办事。”
    “这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上纲上线了。”我更兴奋了。
    “对，我还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他说的。例如，我常想，一按上级的眼色办事，喝香的吃辣的，什么都有了！”他说。
    我们都为找到阶级根源而兴奋得不得了。田局长激动得抓起一把花生使劲地往我手上塞。“快记下来，明天帮我把检查写出来。你放心，我讲到表舅公的阶级根源时，一定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终于为他写出一份检査。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写检査流眼泪的能手，再加上我们已共同找到要害，分析得很透彻，自然是成功的。果然，老局长自己把我写的检查誊抄了一遍，要求工宣队安排个时间，作了第四回的检査，据反映说，他此次检査有“质的飞跃”，非常深刻。而且在痛骂他的表舅公时号啕大哭，使在座的工宣队、军宣队也拿出手帕擦泪。田局长终于“过关”了。在大约一个月之后，他被宣布“解放了”，并当上了社会科学院临时领导小组行政组的副组长，院部恢复行政局之后他自然地转为局长。
    为此事，我一直内疚。一是接受田局长的花生、鸡蛋和苹果而替他办事，带有贿赂性质。说实在的，我如此受贿还是第一次。而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事，也就是对不起工人阶级和人民解放军，不仅蒙蔽了他们，还让他们掉了宝贵的眼泪。三是对不起田局长家的那位我不认识的老表舅公，我在为田局长写的检查里，着实狠狠地无缘无故地把这位老人家臭骂了一顿，给他戴上好几顶反动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