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

共产党伟大吧，伟大在先知，先觉，先行。我们称教诲引导自己而恭敬的的老师等为“先生”，先出生于我纯厚敦重于我者之谓也。

思想主宰行动！思想能否贯诸行动，又全在“知”之宽窄深浅。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庸》：

     夫为功于万物,合德于天地,而推行大经大法,以治天下万世者,岂仅其心量之所能及,学术之所能知,遂可一旦见之敷施乎?必有慎重从容之精意,以审夫天时人事之攸宜,不轻于行,而行乃可以顺物理而当天心,所谓凝也。故曰,苟假如其心得之未纯理解不准确、全面就会混淆，故说“未纯”，即混,以尽夫天德事物本来的道理之必至,则虽与闻乎圣人之道,而不能时措以咸宜措，应用。使其很好的应用,则量不足以持,而几不足以审不能审察事物之微几,未有能凝结而有果即凝焉者也。”

“二小时的军事，四小时的理论”，培训出来都是“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已经设想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很快将要在更加广阔的新区域里运作，担负起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重任。”“以便他们能够前往日本占领区，去组织那里的抵抗力量” 。这是什么呢？就先锋，是领头人引领者，是上人、上上人。在上者必先为师，没有什么可为人师，则不足为领导。梁启超说道德的目的不外两个：发展个性，发展群性。“个性”，个人之性。性，天所赋之全部。使之最充分（范围、程度）的发挥。既欲此，则必须有“群”爱、“群”助。爱、助的前提是知而认同。所以人的根本在施爱于人而得人爱，奉献别人而最终实现自己。

“三个小时的授课时间，三个小时的自习时间。集体讨论也是三个小时”，天下教与学之法良法。然不屑此者，无处不见。原因不太清楚，托辞却是异常一致：人各有异，各有其志，何必求同；隐私是人之最基本权利，何能侵犯；现象：“鸡闻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尚属极好，同事如同陌人，对人之痛苦快乐，见惯如草芥。不知孔圣人时时刻刻在叨唠学在辨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

2023-11-4

1937年6月,当我们来到这所著名的战争期间的共产党学校参观访问时,统一战线才刚刚诞生了数月之久。然而,这所大学却早已声名鹊起,并很快就将成为全中国革命青年心目中
的一座灯塔了。

这所学校的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完美地呈现了它所代表的涵义:这是一所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机构,致力于事和政治艺术方面的教学。之所以创办这所新型学校,是为了配合统一战线的特殊需求。1937年时,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这所学校也是
从共产党已有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时候,曾亲眼看到过该所大学的前身,那时还叫做红军大学。这个名字显示出,该所学校当时属于革命运动的一个机构。这场革命运动不仅拥有
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也拥有学校。

1937年初，红军大学被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那时，陕甘宁边区已经建立了，学校也从保安搬到了新的首府延安。对这所学校名称的更改，象征着某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迅速地形成了在南京和延安之间的抗日联合阵线。

此时，该学校也做出了另外一个改变，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保安的那所红军大学，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只有高等的那部分搬到了延安，而在甘肃庆阳的一个村庄里，另外成立了一个步兵学校。

在庆阳的这所新学校里，学员都是低级军官，从普通士兵、班长，到排长。在延安的这所高等学校里，学员们每天要上九个小时的课。但在庆阳的学校里，则仅有六个小时的上课时间。这两所学校同样都是每星期放假一天。

在庆阳的学校里，每天有两个小时用来学习步兵知识，介绍如何指挥班、排、连队，进行战斗。另外四个小时则都是政治学习，有理论，也有实践。完成了八个月的课程之后，这些学员一般都会返回他们原来的部队去。

对学员政治素质的培训是非常突出的，但这并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庆阳的这所步兵学校与此前的共产党军事培训机构相比，并无太大区别。仅有一点不同的是，如今的政治课教程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强调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了。

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里，延安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教育机构。其特点是，它在最基本的那些方面都背离了常见的做法。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抗日战争的需求。
抗大是一所级别较高的学校，既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也培养政治工作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前往日本占领区，去组织那里的抵抗力量。建立这所新型学校，主要的考虑是为了培养后一种类型的人才。

这是共产党首次从他们所控制的区域以外的地方招收数量如此之多的学员。这种情况表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已经设想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很快将要在更加广阔的新区域里运作，担负起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重任。的确，这种设想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看起来，不久之后在日本占领区内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些游击根据地，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延安领导人的头脑中酝酿成熟，并开始构建了。

1937年6月时，在抗大就读的学生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左右。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代表了不同省份，也包括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学员。

这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团体。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学员，年龄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但是，他们仍旧与普通大学生相去甚远。抗大的学员们代表了来自实践的丰厚资源。他们既有直接的军事作战经验，也拥有组织各种政治色彩活动的经验。

虽然学员们在校上课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成熟老练、遵守纪律、热情开朗。再加上师资队伍中包括了延安的领导人，因此，这所学校被看作是具有大学的水平。

抗大学生的整体来源，使得这所学校与共产党以前的那些教育机构大相径庭，譬如曾在江西福建苏区开办过的那些学校。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抗大学员是来自共产党占领地区的部队军官。另外三分之一是从非共产党控制区招收的学员。他们将被培训为政治工作的组织者。
这两部分学员所要进修的课程科目必然是不同的。但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的课程。相同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的培训。培训这类新型学员去承担新的政治任务，这一点并未改变“抗大”的主要作用。抗大仍然是一所军事官员进修的高等院校，而培养地方干部只是第二位的任务。

大约有一千名学员是部队军官和政治委员，或者是政府的高级干部。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军职是从连长到师长。许多人在战斗中负过五六次伤，大多数人都参加过长征。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是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目标是担任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

当时，抗大的课程从八个月延长到了一年整。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课程又缩短到原来的八个月了。

在延安，总能看到军队在行进和操练，在街头齐声高歌，或是在附近的田野里全神贯注地演习。我们所看到的训练，多数是小规模的操作，很少有超过连级以上单位的。

然而，抗大的军事研究则集中在对团级以上部队的战略战术培训上。有专门的课程讲述如何指挥最高级别的军队，例如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

在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散放着的仪器设备。这表明，研究军事地图也是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军事知识方面，抗大的教师都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包括朱德自己。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课程设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仍然是政治方面的科目。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有以辩证法为主的哲学。这些都是军人所必备的知识。

其中一项重要科目，是在政治组织中的实际工作任务和方式方法。这是所有学员都必修的课程，但对将来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来说，则尤为必要。

后面这一类学员的人数大约有五百名左右。他们成为这所新型抗日大学的鲜明特色。这类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曾经在不同的大学里就读。这批人中一共有大约七十名女性。

这类学员实际上都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工作者。有的来自平津学生联合会，有的来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设在各地的不同分部。他们能进入抗大学习，通常是受到了各地党组织的推荐，或者是联合会负责人的推荐。

如果有谁事先没通知任何人就私自跑到延安来的话，那就需要有先来延安的人出面担保，证明他的身份，否则就必须要他所在地的组织出具介绍信才行。

这些接受政治工作培训的学员们与军事学员们一样，都要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女性可以不参加军事训练，但作为替代，则每天必须参加体育锻炼。

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倒是显示出一些现代教学法的先进特征。三个小时的授课时间，三个小时的自习时间。集体讨论也是三个小时，通常有教师一同参加。也许是由于书籍匮乏的缘故，他们很少学习教科书。集体讨论的形式，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政治工作人员的培训时间，仅仅长达四个月之久。培训时间的设置如此短促，一来是为了满足对大量政治工作人员的需求；二来也反映出，延安的领导人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全校一共有大约二十名左右的全职教师。此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显然也分担了大量的授课任务。

但是，抗大严重缺乏可供阅读的书籍，即便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非常稀少。考虑到长征时生死攸关的艰苦环境，红军是不可能携带着他们的图书馆转战南北的。在江西根据地时积累的大批书籍都丢失了之后，至今也未能补充上。

在抗大使用的课本，大多数都是在油印机上刻印的。我们看到的那些课本，字迹都模糊不清，阅读起看到的那些课本，字迹都模糊不清，阅读起来自然颇为不易。

我们拍摄的那些照片中，其中有一张，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教室里的陈设。宿舍的房间十分简陋，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但我们所遇到的学员们，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优裕家庭环境的人，却显然都能面对艰辛，安之若素。他们这种态度也证明了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