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与胜利：斗争哲学的辩证法

（汪晖《世纪的诞生》）

20世纪从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和殖民主义历史中脱胎而来，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规模罕见、残酷程度远超古代的战争和暴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斗争相互交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变化，政治控制和政治动员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这一时代发生的所有悲剧的追踪和发掘都是必要的，但需要置于不同力量和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追究。需要避免在追踪问题的同时混淆斗争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抽象的道德主义对这一时代进行总体审判。由于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内部与外部危机和最终溃败，不但在体系之外创造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而且经典的挑战者（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趋于解体、转型或消逝。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基础。正由于此，许多有关20世纪的历史著作以失败作为思考的起点。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基调就将这一东方革命的世纪描述为一系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方面，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中国陷于持续革命的失败，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在资本主义方面，帝国主义体系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于秘密外交的揭露而受到打击，但民主制度及其公民权却因受制于种族一民族和宗教身份而深陷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其最大的讽刺就是冷战之后最为强劲的经济恰恰是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与西方十分不同的共产主义中国；法西斯的崛起和大屠杀为1935年至1945年间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前提，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作者为“短20世纪”设定的基调，即20世纪的基本冲突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在启蒙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从而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只是一种任意的、人为的建构。

这一以系列失败为线索构筑起来的“短20世纪”与作者所描述的以“双元革命”为先导的、尽管充满了战争与灾难但仍然富于生产性的“漫长的19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忘记了进一步追问：苏联的解体就代表俄国革命是全然的失败吗？强大而坚韧的反法西斯的苏联是失败吗？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支持全都失败了吗？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中国倡导的全球化路径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与20世纪的持续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1902年，霍布森就曾预言：“中国可能借采用西方工业国的资本及其组织者，并更可能借代之以自己的资本和组织者，变为对西方国家居于上风；还可能把它的更廉价的制造品泛滥于它们的市场；并且可能拒绝它们作为交换的进口货，留作清偿它们投下的资本，而把初期的投资过程倒转过来，直到中国逐渐对它的以前的恩人和培植者取得金融上的支配。”霍布森的分析缺乏对于主体改造的解释，即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通过反复斗争才能逆转失败的局势而“居于上风”，而在20世纪的政治视野中，这种“居于上风”的处境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更不在其视野之内。但在当代的语境中，他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所做的断言已经算得上天才性预见，其识见远在众多只会喟叹的历史学者之上。

帝国主义战争及冷战对于中国的形塑极其深远,但由战争和社会危机所激发的革命对于此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变迁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不仅民族独立、工业化进程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完成,而且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全部发生了空前的转型。从语言文字到国家、政体,从社会组织到劳工、性别,从文化风尚到日常生活、从城乡关系到区域关系,从宗教信仰到社会伦理,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发生深刻变迁的领域。中国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两个事件作为标志，对于革命的抵抗和反动也不是由一两个事件所界定的。短20世纪是漫长的革命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长时段地占据舞台的演员，例如国共两党及其领袖，但斗争和博弈并不只是在固定的两造之间，所谓革命与反革命是一个充满了聚合、裂变、转化和新主体（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一个众多政治主体生成裂变的时代、一个同一性与矛盾相互生成转化的时代、一个敌我分明而敌我关系持续变迁的时代。因此，无论追问成功还是失败，不可避免地涉及谁的成功或失败、何谓成功和失败等并不简单自明的问题。“短20世纪”正是被这样一个广阔、复杂、深刻、激烈的进程所覆盖，其密度、深度和广度均史无前例。在今天，人们已经难以想象一种未经20世纪改造的生活，离开革命、创新和失败的探索也就不能把握这一时代的意义。

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在我看来，“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1949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论述道：“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从再造主体的角度说，这一斗争、失败直至胜利的进程不仅是人民的逻辑，而且也是创造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进程。毛泽东说：“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很明显，鸦片战争以降的抵抗斗争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历次反抗的主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斗争一失败一斗争的逻辑将他们建构为日益成熟和强大的、从斗争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人民”。只要斗争的逻辑存在，失败就不是最终的失败；反过来说，失败的真正意义在于斗争的逻辑失效了。因此，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

鲁迅将孙文界定为“永远的革命者”——所谓“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但不是唯意志主义。恰恰相反，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拒绝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反对集体性的斗争；它从不将希望置于主观的范畴内，而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却与“胜利的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反抗与动作的哲学，或者说斗争的哲学。鲁迅多次以怀念的语调悲悼《新青年》团体的散落，又努力地用创办刊物和文学社团的方式营造集体斗争的阵地，“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这些思考不但产生于对力量对比的战略分析，而且也产生于他对失败的承认和思考。他的著名的“壕堑战”的说法，正来源于文学与战争的比喻。这是为取得文化斗争的胜利而展开的战略和策略分析。如果将这样的文字与20世纪中国的“胜利的哲学”的典范作品《论持久战》做个对比，不是可以看作一种文化游击战的战法吗？正如《论持久战》对人民战争及其形式的分析来源于对正面战场的困境和失败的分析，这种文化游击战的思考诞生于对新文化运动阵地战失败的总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这句名言将布洛赫的“尚未意识”转化为实践或行动所蕴含的对可能性的探索，从而为无路可走的境地预设了未来的维度。《野草》所一再表述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是对希望的否定，而是对绝望的抗拒，对“尚未成为”，甚至“尚未意识”的意识。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哲学”最初诞生在艰辛和血泊之中，产生于对十分不利于革命势力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乡村，而不是城市；边区，而不是中心，成为革命战略得以展开的地方，但这一新空间的界定正来源于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胜利的哲学”的蜕变，即从“胜利的哲学”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乐观的文学”，恰恰就在放弃了对于这种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和具体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弃了这样的思考，行动便可能失去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其结果是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也极易变成“转向”的逻辑，后者是用绝望替代反抗绝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无论是鲁迅的“反抗绝望”，还是毛泽东的“从胜利走向胜利”，都包含着对失败的承认、对“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意识和探索。

因此，在判断中国革命的成败问题上，首先需要挖掘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及其对失败与胜利的界定，才能完整地理解其社会斗争的意义。在这一时代，政治的能动性不仅重新定义了政治领域，而且即便在权力政治的范畴内，政治能动性也并没有臣服于权力的逻辑，而总是寻找着内部革命和自我否定的契机。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进程：政治化既体现为激进的革命与策略性妥协的过程，也表现为将青年问题、妇女解放、劳动与劳工、语言与文学、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纳入“文化”的范畴，让政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领域；既体现为将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融为一体的“人民战争”，也呈现为人民战争对19世纪以降的各种政治范畴的转化。通过群众路线，政党与大众运动之间的边界模糊，但并未消失，从而保持了通过大众运动改造政党，又通过政党政治重塑大众运动的张力。

在上述条件下，政权不再等同于传统的国家机器，而成为一种植根于政党和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构，但无论是政党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还是大众运动对于国家和政权的持续冲击和渗透，都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及其权力机器的放弃，而是对这一机器的持续的政治化。在一个95％以上人口为农民的国度里，通过农民运动促成乡村下层社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政治力量，阶级范畴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阶级化的政治过程，但这一政治过程在高度重视阶级构成的客观基础的同时，将阶级分析转化为阶级化的政治动力。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即便在主权概念笼罩之下的国际政治领域，抗美援朝战争、万隆会议和中苏两党论战，也提供了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化案例。上述政治过程的所有方面均包含了国际的面向，或者说，20世纪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与国内政治的逻辑是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即发生在横向的时空关系之中。

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分析同时伴随着对于重新政治化的契机的探索。这一方法是通过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对话而形成的。我从四个方面,即政治整合、文化政治、人民战争、政党与阶级展开分析,试图从历史进程内部摸索“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政治潜能。这四个主题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它们相互纠缠又各有侧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其他历史时期。政治整合将国家形式的探索展开为一个政治竞争的过程,持续的文化运动刷新了对于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题和领域,创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战争不但是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和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员过程,而且也对我们熟悉的政治范畴如阶级、政党、国家、人民等进行了改造与重构。

因此,我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失败和议会政党破产条件下的“文化”范畴的独特性及其与政治能动性的关系？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未成熟的社会里推进一场指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将政治性和能动性展开为阶级概念的重要内容？这是如何发生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与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日臻成熟而又灵活多变的人民战争,不仅通过推进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及政党与大众之间的循环运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早期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形态的、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治组织,而且也为20世纪中国文化注人了新的活力和能量。如何解释人民战争的政治？在后人民战争的时代,如何从这一独特的经验中探索重构新政治的源泉？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群众和群众路线、人民和人民战争等概念、范畴和命题在什么时候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种条件下趋向于去政治化？

阶级概念在20世纪滋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动员：第一种动员促成在身份、财产权甚至生产资料的掌握上并不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该阶级的马前卒或战士，如农民或出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甚至领袖；第二种动员将阶级出身设定为僵固不变的制度标记和衡量敌我的基准。那么，阶级概念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是如何发生的？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另一条件下，这些活力又为政党国家化或政党的去政治化提供了历史前提。如何思考政党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总之，我所探索的是政治形式与政治化、文化与政治化、军事与政治化，以及经济与政治化的关系。离开了植根于这一时代具体历史情境的政治化的复杂过程，我们几乎不能历史地把握这些政治范畴在20世纪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这是一个试图重构这一时代的内在视野的尝试。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及方法相关，但相比于对更早时期的文献收集和研究，有关20世纪的研究几乎命定地包含着对现实的介入。对历史提出怎样的问题，就意味着如何界定自己在当代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在20世纪的绵延中思考。20世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治在这个时期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要求人们在生活的不同层面持有政治的态度。人们可以像研究以往时代一样，按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对20世纪中国进行历史描述，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进行这一研究，都无法回避对于这一中心问题的回应和判断。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张力在20世纪如此强烈，最终趋于饱和，而在这之前，更是之后，它却成为一种稀缺的或耗损的东西？

20世纪落幕了，但以“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双重形态存在于今天的世界，这是人们重新转向乌托邦主义以探寻未来的起点。然而，让我再重申一次：重新政治化需要价值与理念，但并不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是一个主体持续形成的现实过程。在20世纪，这一过程是与革命力量通过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将自身投入矛盾运动内部以寻求制胜的战略、策略——亦即在具体局势中行动的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将20世纪中国作为思考对象既是对于20世纪中国的内在视野的探索，又必然包含通过对当下性的质询以叩问未来的意义。在这里，未来不是时间目的论的设定，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尚未呈现或发现的现实性。正如历史不可能终结一样，世纪只能以多重演化、持续断裂、变异转型、失败胜利等形式绵延。世纪的诞生是一个事件，一个基于具体时势的判断，一个渗入思想、文学、艺术、历史思维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从而不可能被单纯地计量为一个抽象的、可直接被计算的时间单位。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分期的范畴，“长世纪”或“短世纪”从属于对于作为事件的世纪之诞生或终结的描述，因而也总是蕴含着通过审视与这一事件的关系对当下状态进行判断的含义。